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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见习记者 庞东梅
2005年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EFA)高层会议上表示：“从明年开始，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杂费。”此语一出，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片赞许，中国广大的农民更是拍手称快，他们的负担又减轻了不少。
在高兴之余，有些专家粗略的估计一番，对农村学生完全减免学杂费，将意味着中央财政每年增加200亿元左右的负担。于是有些人开始担心是否会对我国的财政收支带来一定的影响。其实大可不必杞人忧天。1994年我国实行财政体系改革以后，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新的财政体系，我国的财政收入逐渐增加，预计今年将达到3万亿元。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得知有了强大的后盾作支持，温总理自然理直气壮地公开作出承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国财税体系改革以来，国内的财政收支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随着分税制的出台与实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呈现上升的趋势，增长的速度也很快，与此相反，地方财政并没有出现大的增长，而事权的分配却在往下走，地方政府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在教育领域，表现为教育的财政负担越往下，负担越高。有调查显示，2001年，在全部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高达78%，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2%，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权力与财政责任不对称。所以，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着资金严重紧缺的局面，有的贫困山区甚至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上。我国的乡镇往往通过直接向农民征收教育费用维持学校，这笔费用占了整个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七成以上。在交了费用之后，农民的孩子上学仍然要掏各种费用，给农民造成了双重负担。这次完全减免农村学生的学杂费，可谓中央财政为农村义务教育解了燃眉之急，也继取消农业税后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近两年，我国虽然加强了对教育的投入，但是在财政支出中教育的比重还是不高。改革之初，由于我国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财政收入向基本建设倾斜，用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反而对于公共性支出(包括教育)投入不足。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吃穿住行的基本需求有所缓和，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这时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就应该相应的发生变化，应当向教育等公共性支出倾斜。在我国教育领域，政府在教育领域的财政安排，多侧重于城市和高等教育，造成了让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成了家长的义务，而农村家长承担的比例更高。这次完全减免农村学生的学杂费，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也为我国的财政支出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目前的财政收入格局下，中央政府通过这一决策适当加大义务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自当会收到一定的效果。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免除学生学杂费并不能完全解决整个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问题。这里还涉及到财政支出中重要的一项——教师工资，它在整个农村教育经费中占到了70%~80%。我国政府还应当找出一条合适的道路，适当调整目前的税制结构，使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责与其财政收入大体对称，这样我国的义务教育及其他公共物品的提供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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