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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放心肉”联合执法检查组在柳邕农贸批发市场上查获了16头私宰猪肉，其中经兽医部门检验有瘟猪1头、死猪两头。但该市生猪屠宰办有关人员却将这批刚查获的“问题猪肉”转手又卖给了原来的私宰肉贩，致使其中的585公斤未经检疫的“私宰猪肉”又流进市场(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北省武安市一家煤矿在11月15日刚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11月24日便发生透水事故，18名矿工被困井下。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河北省安全生产工作紧急会议上获悉，该矿在申领证照过程中，可能存在严重的隐瞒和欺诈行为(11月27日《中
国青年报》报道)。
类似的监管不力，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沆瀣一气、狼狈勾结的新闻，我们是屡见不鲜。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在20世纪60年代对电力行业做过一个经典的研究，他发现凡是实施电力监管的美国各州，电价比没有监管的各州还高。施蒂格勒于是提出“监管俘获”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即垄断厂商把监管当局和政府俘获了，监管当局成了维护垄断厂商利益的工具。对一些非完全垄断行业之厂商，也能通过各种手段“俘获”监管部门的现象，笔者暂且称之为“管制俘获”。
笔者提出“管制俘获”这个词，只是为了便于分辨，从本质上来看，“监管俘获”和“管制俘获”其实并无多大的区别。“官企勾结”手法大致相同，危害性同样严重，唯一的差别可能是垄断行业厂商更容易通过自身的实力和权力来“俘获”监管部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避免和打破这种“俘获”呢？众所周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监管的权力集中垄断在某一部门、机构时，也就成了“俘获”萌芽、生存和成长的最佳温床。钳制“俘获”的着眼点就是重构监管权力的配置，通过制度设计彻底断绝“官企合谋”，这是解决“俘获”现象的基本思路。
在西方民主国家，它们通常采用“多头监管”来遏制“俘获”现象的发生，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这是建立在一个相对成熟、完善的政治架构与民主机制上的。具体到我们国家应如何应对，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温和重申1945年毛泽东主席在与黄炎培先生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的讲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使革命政权得以巩固。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时隔六十年，这句话依然具有其生命力和可行性。
“俘获”等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就是权力的过分集中。无数实践证明，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来加强法制建设，从体制和制度构建上减少权力行为的主观随意性，彻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积极开拓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渠道，让人民真正成为管理者和监督人，是政府机关正确行使人民交给的权力、遏制“俘获”等腐败现象的最根本保证。
监管机构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监管机构的一切行为就必然要接受来自人民的强有力监督。“俘获”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的背后，呼唤的是一条艰辛漫长、我们却又无法回避的民主必由之路。
(作者：邓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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