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如何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27日 18:02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赵晓陈光磊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到了一个微妙的关头。外贸顺差出人意料但注定不可持续，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强心剂，但投资效率不断下降，显示出投资可能突然减速的危险的信号。再加上过去几年新增生产能力可能带来严重的过剩，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快车会突然抛锚甚至重新陷入通货紧缩。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消费增长来促进经济增长成为近期政策关注焦点乃至有可能成为未来新的发展战略支柱。然而，许多相关的讨论并不清楚中国的消费不足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因此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本文从一些基本问题入手，借助国际比较，分析高投资率、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的成因以及三者关系，对以消费促进增长的战略转型进行提出新解：中国当前消费率走低既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原因，更有结构原因，其中关键是政府和企业不断增长的收入大多用在了投资上，因此提高消费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不是挖居民储蓄，而是要分流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转为消费。

　　投资率处历史高位

　　这里的投资即固定资产投资扣除已有固定资产的销售和转出后的价值和土地的销售。中国的高投资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投资率要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投资率要远远大于之前的投资率。

　　无论是与自身的发展历史相比较，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目前中国的投资率的确相当高。与自身的历史数据相比较，2004年投资率已超过1993年的47.6%成为历史最高。与世界和一些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　高一倍，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韩国在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日本战后逐步从低收入国家迈向发达国家，投资率从1952年21.3%逐步上升到1969年35.6%的高位后，在振荡中(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加快环岛基础设施建设”反周期政策，投资率曾有所回升)逐步下滑。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起飞”到90年代中后期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率从1970年20.5%逐步上升到1991年39%的高位后，逐步下滑到2002年26.7%。而印度的投资率及国内储蓄率比中国低很多，这也是造成中印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投资率从1952 年到2002 年，一直保持在20%以下，近几年略有上升趋势，这跟其较低的国内储蓄有关。

　　投资率高企之成因

　　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直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却并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高投资率形成原因的解释很多，例如：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及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其中有两个原因对投资率和消费率都有影响：一是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二是工业企业投资。

　　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支柱性产业。从1998年到200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由3614亿元增加到13158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2.0%，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7.1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1998年的12.7%提高到2004年的18.8%。住房消费对其他商品具有很强的“挤出效应”，2004年个人购买商品房已占商品房销售的90%以上，这也是为何现阶段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相对于居民和政府投资，中国的工业企业投资占GDP的27%-35%，是造成投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居民投资，主要是住房投资2003年大约占GDP的6.7%，且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保持在3%-4%的水平。居民和政府投资占比与其他国家类似。而工业企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则要远远高出，大约高出韩国11个百分点，美国20个百分点。这与工业的资本密集度相对较高是一致的，对于工业来说，资本带来的增加值比例一般较高，投资也是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投资来源于相对较高的未分配利润)。事实上，对各国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经验研究证实，工业在GDP 总量中的份额和投资占GDP 的比例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增长严重地依赖工业的高速扩张(2004年工业贡献了GDP 增长的72%)，在需求方面则严重地依赖投资。在这种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下，为了提升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有限的资源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容易引发一些经济问题，如城镇就业增长乏力、个人消费的作用有限，以及资源和能源密集度过高等等。

　　投资率长期过高，还会增加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压力，也会使经济运行绷得过紧，扭曲经济结构，不利于投资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增长，不利于建立节约型社会，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高储蓄并非资金过剩

　　高储蓄也是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储蓄率已经高达46%。国民储蓄持续大幅增加，2004 年占GDP 的比重约48%。尽管同期投资率高达44%，但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亦即经常项目顺差达到GDP 的4.2%。但是，储蓄率虽然居高不下，但储蓄转化投资的效率不高，成为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且，在目前金融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高储蓄还可能导致银行业的风险累积。

　　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国民储蓄率都比较高，和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有一定关系。我国近年国民储蓄率的走势与韩国1990年前后的情况有些类似，表明高储蓄率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美国的储蓄率过低，主要指的是美国的消费倾向非常高，导致居民储蓄偏低。而一旦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上升，将会对进口产品的需求部分地转向对国内产品的需求。

　　对中国来讲，近几年来，居民储蓄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和相对稳定，而政府储蓄和公司储蓄增长较快。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税收增长较快，导致政府储蓄显著增加，政府的储蓄约占GDP 的7.5%，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储蓄约占GDP的2.2%和1%。中国的政府储蓄中，对企业的资本转移(如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公司和商业企业)占GDP 的比重超过了6%。因此，加总起来，仅政府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就占GDP 的10%左右——这差不多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

　　家庭储蓄率保持相对稳定，2000年以来大约占可支配收入的25%，占GDP的16%左右，居民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已从1992 年的52.3%下降至2004年的41.6%，降幅达到了10.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却从1992 年的30.5%上升至2001 年的38.2%，增幅达7.7个百分点，达到与居民储蓄基本持平。所以，中国国民储蓄率之所以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居民储蓄率过高，而在于企业及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

　　非金融企业可支配收入尽管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幅度有限，但由于其全部归入国民总储蓄，所以从其占国民总储蓄的比重看，增长幅度也很可观。企业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2004 年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已达到4000 亿元。而企业利用留存收益进行再投资，更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因此，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以及政府消费率的降低是我国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消费率的国际比较

　　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和金融资源过于向制造业倾斜，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抑制了消费的升级。第三产业得不到充分发展。2004 年，第二产业占GDP 的52.9%，比1999年提高3.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31.9%，比1999 年还下降1.1 个百分点。教育、旅游、金融、医疗、家政等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消费率阶段性下降。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增速也明显慢于经济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增速长期慢于GDP增速。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特别是2000年以后，居民消费连续4年慢于GDP的增长，年平均增长差距达2到3个百分点。不仅居民消费总量增速缓慢，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情况更加明显。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左右，消费率一般为70%-80%左右。由于消费与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必然走低。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连年提高，消费率逐年下降。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

　　消费率偏低有许多原因，既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和消费环境不成熟有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二是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三是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居民加大预防性储蓄；四是居民支出结构的变化；五是消费政策和环境不成熟，使得新兴主导消费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

　　治理方案

　　我国当前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整体上偏高，消费率不足，主要原因主要不在居民，而在政府和企业。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我国国民储蓄过高亦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大大提高，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投资率和过度投资创造了条件。减少中国的储蓄对投资的结构性过剩，有必要采用结构性的措施。财政政策和公司治理措施应相应调整。

　　公共财政政策调整：要想办法让政府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公司治理措施：要想办法让企业不断上升的储蓄转为投资，其中关键是加强对未分配利润的监控(未分配利润已占GDP 的近20%)，使其更多地流向消费而不是投资；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着重考虑制订和执行分红政策，国有企业包括向国家分红。

　　在居民方面，通过金融市场的配合措施，加快推进金融部门改革，降低居民消费的信贷约束是关键。当前尤其要警惕的是因为房地产的调控而断送了消费信贷的阳光大道。此外，就是大力鼓励服务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其他的政策例如通过转移支付提高中低居民收入，都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促进消费而不是减少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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