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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伯强
石油价格上涨对中国的影响，至今仍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定量或者定性的研究结果。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23%，而且长期变动不大。1978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是598千克标煤，当时石油占能源总消费的22.7%；2003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提高到1302千克标煤，石油仍占能源总消费的22.7%。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由石油驱动的。但中国的繁荣
也离不开石油。表面上，中国人不会像美国人那么深刻地感受到高油价的影响。但实质上，由于低收入，中国人所受到的影响比美国人可能大得多，以目前的进口量计算，油价每涨一美元，中国就要多付10亿美元。
中国作为石油进口国，且国内产量也不可能由于新发现而大幅增加，减少油价上涨的影响主要靠尽量减少消费。交通运输占石油消费的50%，因此很多人把此次石油价格跳动归因于(尤其是中国)机动车辆的大幅增长。2003年和2004年中国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33% 和23%，新增石油需求的三分之二来自交通运输业。尽管如此，2004年中国每千人拥有汽车24辆，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5辆；2004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507万辆 预计到2007年可达1400万辆，而与目前年产400万辆的韩国相比，以中国13亿人口之众，这一产量并不多，但这意味着中国的石油需求很难减少。为减少石油消费，中国可以考虑发展公共交通，使用高效能的汽车和减慢机动车的增长。但和其它政策一样，总有其两面性和约束性。例如，支持小排量的车辆会增加车辆总数，因为买得起车的人多了，而车辆多引起的交通堵塞又会增加石油消费。由于经济增长快，人口城市化，人均石油消费量低，减少石油消费的结果至多是减低增长率。
控制石油消费的关键是价格。石油价格改革应供需双管齐下。从供给方来说，应收足石油资源税，从而提高石油企业的效率。近期国际油价上涨使国内原油开采行业利润激增，而炼油企业大面积亏损。尽管二者同属国企，盈利和亏损都归国家，但定价机制的不明确和价格调整滞后会导致开采和炼油各方缺乏责任，不能激励各方提高效率。
从需求方来说，要让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以提高需求效率和控制有效需求。中国能源石油价格的刚性和不充分性，是因为能源价格既影响稳定又影响发展。而对中国来说，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事实上，笔者认为目前理顺油价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理由有三：一是拥有私家车的居民为数很小，不至影响社会稳定。二是中国的一次性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石油所占的比重较小；目前通货膨胀率低，调高油价对消费品价格不会有明显影响；许多行业供过于求，下游厂家很难把油价上涨转移给最终消费者，因此油价上涨在中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三是2005年石油进口依存度预计为45%，在此基础上，与国际油价接轨易为接受。
目前，中国资源产品价格因受政府管制而明显偏低，资源价格改革在短、中期会提高油价，但改革不是为了“涨价”。如果政府认为某个行业或弱势群体需要扶持，可以运用石油资源税去补贴而达到政策目标。只要操作得当，透明的补贴可以限制对效率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现在的低能源价格就是补贴，不仅补贴国内，也补贴国外的消费者。过去18个月来国际油价上涨80%，但未像以往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相应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廉价产品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需求侧的努力只能减低石油消费增长率，中国只有参与全球石油开采勘探。全球石油战略投资关系到石油安全，而且涨价造成的损失可以通过油田投资的回报来弥补。但走出去的策略应考虑时机以及增强管理能力。
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动作很大，给人迫不及待的感觉，容易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竞购价格在当时看，总是偏高，但投资回报主要取决于今后的石油价格走向和竞得者的管理能力。收购之后的管理，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对于大的石油企业收购，经常是买得起，亏不起。进一步说，政府对海外国企的非现场监管，只能根据报表反映的风险进行监控，其它风险很难防范。在能源合作方面，开采勘探领域的合作比较有可能实现，而对现成资产的收购则很难携手。这就好比一张画的饼和一张真饼，利益上的驱动肯定不一样。因此，对联合竞购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中国能源威胁论” 会给中国石油企业的“走出去”带来一定的麻烦，但中国油企走出去所面临的种种阻力不能简单归因于此。中国目前的人均石油消费仅是美国人均的8%，世界人均的40%，“中国能源威胁论”本身并没有说服力。重要的是，油价大幅上涨引发了国家对石油施加更大影响和精打细算的兴趣。首先，能源价格高居不下给出了更明显的能源稀缺的信号。其次，对于15美元一桶的油价和65美元一桶，政府的关注程度不同。在石油问题上，国家干预很正常。当石油进口国在为本国利益和能源安全争夺石油的同时，石油出口国也在寻求扩大在石油领域的利益。今后政治因素在石油供应和石油价格的决定中会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对国外石油公司的收购中，充分考虑所在国的利益往往会推进成功的可能性。现有的和比较有潜能的油田大都物有所属，中国石油公司到海外并购受阻是可预见的，而怎么解决是个案问题，对于成败不必大惊小怪。
(作者系亚洲开发银行主任能源经济学家，本文为作者本人的学术讨论，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和政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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