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三源挑灯看剑

　　周其仁

    何谓信用？可能有各种定义。我的理解与市场里的承诺有关。承诺是将来才兑现的义务。市场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即时完成，所谓outright transaction，无须信用。同时也有很多交易要加入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要经历一个过程。其中一方或双方的承诺，要将来才能兑现。

　　即时完成的交易，一般规模小，范围有限。加入了未来才兑现的承诺，市场的结构就变得复杂起来。不是很容易就加得进去的，因为现时的承诺因为各种原因将来也不一定能兑现。一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原先的承诺没有办法兑现。另外，不兑现承诺会给违约人带来可观的收益，诱导他不履约。无论什么原因，一个市场里充满不得兑现的承诺，这个市场只好垮台。

　　各个地方、民族、国家或文明，对待承诺的不同态度，常常决定市场能不能发达起来，演化为高级的构造。如果对违约行为比较“宽容”，市场要上台阶就不容易。麻烦的是，违约究竟是因为“客观”情况——不可抗拒之力——而起，还是“主观”意图之果，常常不容易分辨。看形形色色的债权债务官司，究竟是不是“恶意逃债”，仿佛靠诛心之论才能决定。

　　我看过历史上习惯法(Common Law)的一个记载，对于所谓不可抵御的因素，不留什么余地。甲借钱，承诺某天偿还，结果当日发大水冲垮了桥，不能过河还债。法官居然问：难道没有想过桥有可能塌掉吗？最后甲被判违约。今人对这位法官大人的推理，会作何想？就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比如“父债子还”，又作何想？

　　所以诺斯等人强调“非人格化关系(impersonal relationship)”是大规模市场的基础。怎么读，impersonal也有不近人情的意味。照顾人之常情，原谅违约行为，人际关系也许不那么冷冰冰，代价就是市场交易难上档次。道理不复杂：张三对李四的承诺构成李四对王五承诺的基础，一个承诺不兑现，一连串承诺的兑现都受牵连。复杂的市场是一张契约网，一个网眼破了，整个契约连接都可能破。

　　中国选走市场经济之路，突然发现诚信资源之匮乏，似乎比其他自然资源还要厉害。“诚信”者，尽最大努力兑现承诺的行为也。但无数观察表明，国人似乎尽最大努力不守信。到文化里找原因吗？历史上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倒几十年一百年的苦水吗？覆水不可收也，批来批去真的管什么用？可是充耳“打造信用经济”的口号，也不免令人生疑——那是造一座摩天大楼吗？

　　还是从实际出发吧。三点事实构成出发点：(1)市场已经来了，不是谁想挥之而去就去的；(2)市场规模在扩大，交易形式日益复杂；(3)假冒伪劣与守信行为两极并存，都在发展。这里第三点最重要，都是中国人，人种、文化、历史都共同，市场行为有重大分歧，说明问题的要害还在当下的约束条件。

　　不是反对教育，也不是看不到理念的引进对人行为的影响。不过主张，教育要讲点区分。“从娃娃抓起”的，理想色彩不妨强烈一点。知道日本小学老师带同学到公共场所捡碎纸片，也见过他们的孩子们排队参观废水和垃圾处理工厂——让公共卫生和环保意识从小扎根——实在令人欣赏。但成人教育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具体到信用意识的培养，还是对经验的常识性解读，效果要好一些。

　　比如中国一句老话，“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认为就是对市场信用经验的常识性解读。首先，借人钱财要还，是最起码的市场道德标准。不是高得够不着的圣人举动，而是普通人也可以讲的是非和“好坏”。重要的是，“好借好还”后面跟了一句“再借不难”，构成一个因果链。守信行为有好报——下次有借贷需要的时候，因为上次守信用，兑现过承诺，再借就不难。

　　这条朴素的“信用教义”，厉害之处在于有一个反面的含义。倘若借人钱财不还，那就再也没有借钱的机会了。总有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吧？失去了再借钱的机会，对未来生活或生意的影响，小孩子不懂，但对有生活经验的成人，一点就通。逻辑很简单，无非将心比心。你借出的，别人总不还，你还会再借出吗？

　　在很多情况下，市场信用道德就是这么简单。集市上卖鸡蛋的小贩为什么不骗客？求回头客——再借不难也。骗人一回，人家再不光顾，倒霉的还是自己。为什么脾气暴躁常打老婆的师傅，对顾客总是那么耐心周到？他知道竞争者随时可以进来，要靠服务态度留客，否则没有饭吃。以为在市场图利的就一定没有道德，实在忽略了这些现象里的含义。

　　用比较正规的术语，“好借好还”是“第一方监督”，也就是交易人的自我约束。这监管的能量来自内心、来自良心。其经济含义就是不守信要加付一个心理成本，寝食难安，总觉得不对头。“再借不难”呢？就是“第二方监督”，即来自交易对手的监督。一旦一方自我的道德约束不起作用，违约背信，对方以“不再借”作为惩罚。

　　传统智慧的缺点，是没有注意到在上下交征利的市场里，仅有第一方监督和第二方监督，还是远远不够的。“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纵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难免有失灵的时候。比方“小借小还，大借不还”，怎么办？就是借了不还的利益，大过再也借不到的损失，靠什么约束行为呢？再比方，脱离了固定的交易圈子，连续的行为就变得不连续，既然不还山东却仍可以从河南借到，为什么还要“好借好还”？

　　第三方监督不可或缺。就是说，在交易双方之外还要有独立的第三方，专司中介、见证、仲裁和强制执行之责。没有第三方监督，“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一旦失灵，市场交易就无以为继。不难推断，越是大范围的交易、复杂的交易，流动性高的交易，越要依赖第三方监督。

　　这才是传统中国的薄弱环节。大体有几个成因：一是官家直接控制买卖，政府本身不独立于市场交易之外，裁判踢球，人们到哪里去找独立的第三方？二是幅员辽阔，天高皇帝远，政权服务无法深入民间，只好搞以德治国，劝大家不要斤斤计较，与市场实际完全脱了节；三是法治糊涂，尤其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平衡，公权很容易变异为官员腐败的机会。史家有论中国的幅员和自然资源条件，早该成为工商大国，结果到明清末年，跨省长途贸易的比例还是低得可怜。追究起来，人文制度因素要负很大的责任。

　　俱往矣，中国重走大规模市场之路，必克的一座城池就是重建信用。此事说难极难，说易也极易，就是传统的中华文明智慧外加一个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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