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银行改革大考

　　本报评论员 王 梓　主持

　　本报记者 陈宜飚 香港报道

　　距离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入世承诺还有仅仅一年的时间，银行改革已经步入最后关口，关于改革的争论也渐趋激烈。

　　由建行上市、中行引资引发的“贱卖”风波、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金融安全的争论方兴未艾，银监会的指导标准也由“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竞争回避”过渡到更加详细的五条标准：“入股中资同质银行不超过两家；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低于5%；股权持有期在三年以上；派驻董事；提供技术和网络支持。”但是，无论如何，各家银行的重组上市过程尚缺乏更加细致的指导性原则，在遵循国务院“一行一策”的指导原则前提下，引资、上市等等过程呼唤进一步的制度化，市场诸方面的争论也需要进一步寻求共识。

　　11月22日，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三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由本报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对涉及银行改革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辩论，之后本报邀请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参与了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第65期。

　　银行改革：权衡成本与收益

　　《21世纪》：建行上市已经月余，反观注资、股改、引资、上市的改革路径，各位如何从总体上评价本轮改革？

　　夏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首先我认为之前银行股改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银行在我国经济转轨期间积攒下了大量不良贷款，问题不少。入世过渡期将在2006年底结束，从2007年1月1号开始，外资银行可以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跟我国银行展开全面竞争，因此必须尽快整顿好中国的银行体系。

　　四大银行在政府介入之前不良贷款数额巨大，而政府解决巨额不良贷款的能力有限。随着收入提高公共财政的任务逐步加重，特别是在收入分配和农村的问题上，政府的责任越来越重大。银行贷款中的窟窿全靠政府拿钱来填补是不现实的。

　　总体而言，我国国有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和股权结构改造，争取上市来改造治理结构，引进管理、技术和一部分资金，总体上做得不错。

　　沈明高：首先建行股改时间很短，从2004年初开始决定利用外汇储备注资，到今年10月份上市，其间清理庞大的内部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很难想象这样繁琐的工作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这证明，中国政府在改革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银行这一块确实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外界投资者来讲很重要，表明中国政府改革的承诺：改革的进程不会被动摇。

　　其次，改革的方式出乎意料。国外的专家和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的不良贷款太多了，考虑到财政的可能性，中国经济没有办法改革。现在证明了改革是可能的，而且速度比想象的快。改革的设计视角很独特，但这样的独特视角，也使一些人持观望的态度。改革能不能成功，现在下结论还有点早。

　　《21世纪》：海外上市是否国有银行改革的必由之路？

　　陶冬：条条大路通罗马，海外上市并非银行业改革的必经之道，但可能是其中重要的道路之一，而且还可能是一条捷径。中国的银行业改革远远落后于其他各项改革，银行是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随着WTO对外国银行准入开放的时间迫近，银行改革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为什么我认为海外上市是捷径呢？因为银行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大幅提高管治水平，而中国很多企业管治能力差，透明度低，问责制也不健全，管理者关于资本和股东利益的观念很薄弱，刚刚上市时很不习惯，也经常做错事。市场就通过股价下跌惩罚他们，政府看到股价下跌，也给管理层施加压力，如此几次企业的管治能力大有改善。

　　内地上市可不可以？可以。不过A股现在的集资功能暂时基本不存在，而银行改革又等不得。同时，内地的股市目前还达不到像海外市场这样的严格健全的监督机制。因此海外上市，对于提高企业的管治水平是非常有益的，它对银行改革的帮助会更大。

　　从根本上说，注资、股改、引资、上市都是改革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最终改革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银行的管制水平有没有提高；二是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没有增强；三是银行的风险控制有没有改善。其他都是手段，是中间过程，不是结果。

　　夏斌：对于银行的海外上市，我有一些异议。当前四大银行改革任务很重，时间紧迫，资金压力大，而中国的股市又不争气，个别银行适当地在海外融资可以理解。

　　但是从中国整个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来看，要把中国本土市场搞好，应该把优秀的企业尽可能放在国内上市。银行改革是花了代价的。政府对不良资产注入了大量资金，几大银行下岗和内退的银行职员达到20万。通过这一系列改革，银行上市的预期回报指日可待。

　　国人既然承担了代价，为什么不享受风险改革的成果？从市场发展战略讲，应该把好的企业留下来，把中国的股市保质保量地做大。当然目前的状况很无奈，股权分置改革正在进行，依靠中国股市解决银行问题有一定的难度。我认为，国际投资者的约束对中国银行的治理肯定有正面影响，但也要考虑到不利的一面。

　　沈明高：夏老师提出的问题切中要害。大量国有优质企业在国外上市，我们承担了成本，却损失了收益权。

　　海外上市是不是一个好的途径因情况而异。国外上市的动因很明显，国外的投资者看起来更“硬”更“强”。中国不是缺资金，现在银行界的市场利率达到十年的最低点，今年十月份的市场借贷利率才1.44%。在国内资金很多的情况下要不要海外上市？这是一个讨论点。从资金角度来讲，不见得所有机构都一定要在海外上市，适当的情况下创造条件可以让它们在国内上市，或者不上市，采取发行债券或转股的方式。

　　《21世纪》：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国务院“一行一策”的指导思想？针对各大行的不同情况，如引进战略投资者、定价等问题，各位如何分析？

　　夏斌：四大银行不良贷款的负担与网络机构都不一样，用一刀切的模式肯定不行，国务院提出“一行一策”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银行股改已快两年，但这并不意味着都要到海外上市。考虑A股H股同时上市，同时研究其他的方法，这也体现了“一行一策”。

　　陶冬：“一行一策”的指导思想是对的。每个银行的底子不同，今后发展策略也不同。对于每个银行的改革进行个案处理，能更好地发挥银行的主观能动性，也更切实际，从而更快更好地达到银行改革的目标。

　　沈明高：“一行一策”非常必要。刚开始的时候，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分工确实困难。把这个改革定位于一个完全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有难度。四大银行规模大，不可能完全市场操作。如果把它假定为市场行为，问题就简单化为市场价值和国家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一个基本操作。但是现在因为规模太大，推行改革的同时并没有使市场价值最大化。

　　四大行情况不一样，改革的方式也不应完全相同。现在建行的上市方案已清楚了，但中行、工行的方案都还不清楚。

　　我认为，还应该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分拆。农行可以把分拆作为选项，这么大的一个资产质量比较差的机构，对单个投资者来说风险很大。分拆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国的金融机构地区差别很大，沿海地区不良贷款比例比较低，据公布的数据，浙江全省不良贷款比例只有2.7%，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不良贷款比例比较高。另外，中国国有银行的贷款60%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资产情况比较好，分拆后能卖一个好价钱，挣回来的钱能够帮助中西部的机构改革。

　　应该权衡一下改革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在明确金融机构的市场价值的基础上选择一种比较好的改革方案有可能降低改革的成本。

　　陶冬：“分拆上市”这个思路也是行得通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跟上市引资一样，只是一个途径，而不是目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提高银行的管治水平，提高盈利能力，并大幅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

　　“豪赌”与“贱卖”之辩

　　《21世纪》：针对国有银行资产质量和定价等问题，目前针对我国的银行改革出现了“豪赌中国银行业”和“贱卖国有银行”这两种国际、国内截然相反的非议，对此，各位如何评价？

　　陶冬：我认为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不是在闭着眼睛瞎赌。显然，今天中国的银行业无论从企业管治、透明度还是从盈利能力来说，都无法跟汇丰相比，但是他们看中的是中国几乎尚未开发的消费信贷市场。只要他们入股的这些中资银行未来能在这个市场中占有10%-15%的比重，则相对他们的入股来说，就已经不亏了。

　　不过这些外资入股内地的银行，并没有哪一家成为大股东。这些银行的运作与决策仍控制在中方大股东手中。如果后者在管治思维方面不进行改革，不下大力气进行创新，那么今天外资入股的这些银行也许几年后又会陷入大量的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中，届时亏的不仅仅是国家，还有这些外资股东。

　　所以，对于这些外资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是庞大的，但是风险也是巨大的，而且是不可控制的。

　　夏斌：我认为现在招标竞争火爆的道理很简单，改革方案中政府注资是首要环节，先把不良贷款剥离一点，让大家看到质量有所改善，再通过发债券和在股市上筹款消化一点，这样肯定能解决不良贷款问题。

　　“豪赌”可能是媒体的语言。中国今后十年、十五年发展的前景是很好的。我常常说，现在是在买中国的明天，买中国的未来。外国投资者很冷静。经济持续发展使中国的银行肯定也会有盈利的空间，银行在财务重组之前大量的不良贷款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转轨经济的产物，并不都是银行管理者的原因。

　　沈明高：我也认为，不存在国外的机构投资者豪赌的可能。首先国外的机构投资者是为股东服务的，股东要求兑现回报。高风险对应高回报，风险和回报相对称投资根本不能称之为是豪赌。其次战略投资者来中国投资银行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经济成长前景好，第二，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有政府支持。当然这里面有所谓的道德风险的问题。

　　陶冬：我不同意所谓的“贱卖国有银行”论点。在香港上市的内地银行卖到市净率2倍，相当于汇丰银行的水平。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你一分钱的货卖出了2分钱的价，所以用“贱卖”根本不恰当。

　　我们回头看一下汇丰的情况。上个世纪80年代，汇丰的股价是4港元／股，只是一家以香港为中心的区域性银行，但是20多年过去了，它已经转变成为全世界第二大银行，其股价更是从4港元飙升至125港元——而且这还是经过一拆四之后的价格——这是市净率2倍的含义。今天的内地国有银行中，有哪家银行的老总敢拍着胸脯说，25年以后他们能实现汇丰所取得的成绩？

　　夏斌：关于“贱卖”问题，报纸上争议很大。因为有制度成本和不良贷款的压力，低价也不是不合理的。持“银行贱卖”观点的人认为，不能简单地看帐面净资产，银行买卖很大的因素是品牌、网点、客户数据、客户。一个庞大的客户群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但没有体现在股价上。

　　基于现在社会上的不同观点，我认为应该引进相对于海外的战略投资者的第三方。我国国内资金很多，货币运行量将近30亿。可以尽快建立银行财务重组的股权基金，把老百姓的钱筹起来，由受托者代表一方利益参与战略投资，形成市场自然竞争的结果。引入第三方投资者，也是帮助老百姓寻找投资渠道。

　　另外，除了四大银行，我国还有很多银行都要进行战略投资和产权机构的改革，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外方投资者竞争不过中方民间投资者的结果。目前中国银行业内搞得很好的招商银行，恰恰没有国外的战略投资者。

　　最后关键在管理层。国内银行自己有网点，有客户数据，高薪把具备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人聘请过来，放权让他管理，不也可以？

　　沈明高：“贱卖”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存在市场价值和帐面价值的差异。严格来说，市场价值随时变化，有眼光的投资者赚的就是价差。如果因为现在的价值比卖出时候高，就说有“贱卖”行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当初竞价是充分的，贱卖的可能性就不大。

　　《21世纪》：我们可以达成的共识是，吸引外部战略投资者，主要目的在于改变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管理。而淡马锡的优势并不是银行内部管理，怎么看这种非银行类的战略投资者？淡马锡入股中行受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否体现政府对外资“短线投资”的忧虑？

　　夏斌：我认为，让淡马锡少量占股没有什么了不得。但如果投资者背后有银行长期经营背景，肯定比没有经营背景的好。

　　沈明高：只要达到改进银行治理机构这个目的就行。淡马锡参股的原因可能是它看好美洲银行的管理，有搭便车的可能，但也可能是它对中国国内银行有信心，所进行的投资能够获得预期的回报。淡马锡在平衡外资战略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可能发挥关键的作用。应该区分不同战略投资者背后的激励或者背后动因。

　　《21世纪》：应该怎样准确定义战略投资者？如何理解银监会最新提出的“五条标准”？

　　夏斌：我同意最近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提出的五个标准，即入股中资同质银行不超过两家；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低于5%；股权持有期在三年以上；派驻董事；提供技术和网络支持。国内银行现在主要缺管理、技术，需要有先进文化冲击一下，只要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投资者都欢迎。这在总体方向没问题，问题在于操作层面。比如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不能“刮风”，不能内部下行政指令，应该完全按照市场原则，双方谈判，最终达到利益的均衡点。

　　陶冬：无论是旧四项还是新五项，我认为均非战略投资最核心的问题，只有一点才是最关键的，就是大股东不仅仅只是把战略投资看作一种集资，而是把它看作银行转制转型过程中一个急需的帮助和依托。只有大股东有这个认识，银行上上下下有这种共识，战略投资者派驻董事或是提供技术支持，才会有用武之地。如果占75%股权以上的大股东没有这个认识，其他都是空谈。

　　目前的标准实际上仅仅是门槛而已。

　　沈明高：战略投资者这个概念，是这次改革创造的一个重要词汇，所谓战略就是说现在定一个好位置，就能保证未来有收益。

　　派不派驻董事，我认为无所谓，它拿钱进来不派董事是件好事，为什么要限制它？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战略投资者的激励不足，限制其份额，同时又希望它百分之百的投入，这很难实现。

　　怎么理解投资者？投资者不是慈善家。持有股权三年以上很容易操作，也很现实。考虑到交易，串通、串联的可能，外资持股不超过两家同质中资银行是有道理的。技术和网络支持基本上排除了非银行的投资者，我觉得这个可以商量。五个标准，作用就是排除非专业的投资者。现在要关心的是，符合了所有五个条件，战略投资者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实际上现在应该赶快制定一部法律，专门监管金融控股股东。对战略投资者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些规范，进行监管，防止出现一些大的纰漏。

　　夏斌：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问题，我建议，第一作为制度公布，第二，考虑到还处于慢慢摸索过程中，不要等待国务院的有关条例出台，银监会可以按有关规章进行规范操作。不仅仅是四大银行，还有12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别的金融机构都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互相有个参考。

　　深化银行改革　规避金融风险

　　《21世纪》：如何促进“以上市促改革”这种好的影响，并规避外部战略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安全可能构成的威胁？

　　陶冬：“上市促改革”的作用，我认为非常重要。上市是一种手段，是希望用市场力量钳制管理层，制造一个外在的压力，促进银行业的改革。通过这种机制，一次次的过程，上市企业的领导人行为会规范化，一旦这种行为模式形成，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对于金融安全，我们知道1980年代开始引入外资时人们就在争论，会不会出现剥削，会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到了1990年代设立股市时，又出现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这些问题今天看起来，有点好笑。而目前对于战略投资者与金融安全的考虑，我想过10年15年以后再看，可能也是同样的感觉。

　　当然，这并不代表政府从监管及法律方面上不需要做一些调整。但是，说这些外资银行危害中国金融安全可能说得太大了一些。外资把几十亿美元投入中国，如果你发现它有任何行为不轨，政府一个命令下去，它的几十亿资产就被冻结，它的总裁很快就会被炒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投资和直接投资没有太大差别。外资银行并不像对冲基金那样的热钱，今天进来明天出去。你怕它的威胁，它还怕你政策变化令它血本无归呢。

　　夏斌：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说，上市对于改善治理结构是有帮助的。但上市并非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上市之后经营不好也会退市。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中国这样一种银行融资占95%融资比例的格局下，金融安全问题就像人体的血脉那样至关重要。我认为按照目前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规定，问题不是太大。

　　但金融安全问题不限于这几条原则。如果金融领域，特别是在银行领域，对外资的引入没有任何限制，银行就可能大面积被外资控股。这意味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不由中国的银行掌握，很可能在市场经济运行失灵的时候出现安全隐患。

　　谨慎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的金融开放还在进行之中。在货币自由化，资本开放问题上还缺乏经验。改革过程中一旦不顺，如果这时银行都被外资所控制，环境的稳定就很难保证。

　　另外，银行和证券公司不同，开放金融服务，经营外资的比例问题，我认为只要把资本项相对管好，证券公司适当提高比例没关系。要防止的是证券公司把海外大量的资金引到中国资本市场。

　　总体来说我国应该在金融安全可控性的大前提下，允许外资的比例适当提高，再进一步开放。

　　沈明高：我有一个补充：引进外部的战略投资者还有助于规范中国政府的行为。

　　上市促改革这个提法过于简单化，金融改革不可能单靠一项操作搞成功。对大银行来讲，经营失败的补救措施很重要。对一般的银行来讲，准入门槛的降低和银行的优胜劣汰这两方面很重要。

　　金融改革应该要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风险是很难避免的，在现在的环境下，银行很容易把风险转嫁给国家。这里又牵扯到国家金融安全问题。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一部分。外资或者内资哪一个安全，这取决于环境。资本开放的情形下，资金可以自由流出，国内、国外资金都会出现外逃。所以金融安全问题和是不是外资有关系，但关系并不大。重要的是要配套改革监管金融机构投资者，要有一个及时校正措施，及时化解银行的风险，而不要抱着收拾残局的准备。

　　整个金融市场发育还有问题，银行不但要考虑怎么对外开放，还要考虑怎么对内开放，否则可能造成很大风险。关键是要促进良性竞争和机构的优胜劣汰。

　　另外，利用外资背后操纵中国经济的风险有可能存在。但完全控制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不容易的。如果我国金融环境更加良性化，这个风险就比较小。

　　《21世纪》：对明年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改革与挑战，几位怎么看？

　　夏斌：我对中国的银行改革充满信心。四大银行现在还剩下农行没有公布方案，四大银行改革成功的话，中国银行资产的65%就基本改革成功了。

　　可能120家各地的商业银行的改革需要花点工夫。已经是股份制，搞得不好就有大量不良贷款，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拿钱都不合适。股东也只负有限责任。这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难题。比较大规模的区域性银行很多在紧锣密鼓地跟外资在谈判、上市。经营了十几年，机构网络已经铺下来了，客户数据已经很多，外资也都看好。120家城市商业银行中，不乏有好的，但也有不好的。城市商业银行改千万不要政府出面，把商业银行捆绑成夫妻。这里教训很多，现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前身就是城市信用社捆绑出来的。强行搞行政指令，往往又产生许多不该产生的问题。

　　陶冬：对中国银行业而言，2005年是一个播种期，2006年是一个收获期。2005年在准备，2006年底则要接受大考，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到2006年下半年能否交出一个好的答卷。到底做出的铺垫与努力，最终有没有提高银行的管制能力，有没有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没有改善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这是最重要的。当然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不仅仅局限于2006年。但是在2005年布局之后，2006年需要有一个说法，有一个初步的成效。

　　银行最亟待进行的应该是思维上的改变和意识上的改变。今天仍有人提出“贱卖国资”，我认为他对银行改革的迫切性和复杂性还认识不够，盲目自大思想不纠正，改革步伐必然慢，2006年底外资进来后，我们可能会面对更大的挑战。

　　沈明高：2007年初开始，外资银行就可以跟国内银行平等竞争了，只剩一年时间政府可以专心搞金融改革。怎样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现在的不良贷款剥离，更重要的是，怎样防止产生新的不良贷款。后者更重要，而且现在很多投资者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这需要靠制度安排。

　　将来，我国金融改革方式可能要发生变化。未来外资银行进来以后，要把精力放在金融多元化上。这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市场环境改革的问题，要有一个对各种金融机构都适用的金融监管机构，把外资银行、国内银行放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监管，改变原来只针对现有国内银行进行改革而忽视金融市场环境建设的改革方式，着眼于金融多元化。存贷款利率自由化、准入的放松、中间的一些服务性的金融机构的产生，包括退出机制，这都是要在一揽子的方案里面解决，未来几年可能成为一个重点。

　　(21世纪财经新闻班姜超、杨柳参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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