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财富成为社会问题 如何要求富人回报社会

　　作者：姚中秋

　　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让中国涌现了一大批富人，于是富人的财富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很多人关心富人的钱是怎么来的，还有些人则关心富人的钱该怎么花出去——仿佛富人的钱就应当是大家一起花或者应当花给大家似的。

　　当然，按照罗尔斯们提出的公平理论，任何人要发财，都要靠某些社会公共品，比如政府提供的安全、和平、司法，社会的劳动分工、道德规范。因此，获得财富的人都应当回报社会。假定每一单位财富所占用的社会公共品是相等的，富人财富多，那就请多贡献点啦。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如何让富人回报社会？

　　现在，大家都呼吁，政府应当通过税收手段转移富人的财富。人们不断地要求政府征税，比如，强化对富人的

个人所得税征管，开征

遗产税。总之，人们希望通过政府对收入的二次分配，拿走富人的一些财富，好实现社会财富的均等。

　　但是，富人的钱被拿走，并不意味着这笔钱就可以变成穷人的福利或者说变成整个社会的福利。拿走钱的过程，也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据说，在美国，征收联邦遗产税的成本已经大于征收上来的税款本身。富人确实失去了部分财富，但是，社会却没有得到这笔财富，它消散于复杂而低效率的政府办事程序之中，连个响儿都没有。

　　基于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设想，比尔·盖茨的那一大笔资产，如果由政府作为税征收走，然后再通过行政系统分发给穷人，会造福几个穷人？经常有媒体报道，县政府挪用

扶贫款用于购买高级轿车、教育专项拨款被乡镇挪用来给干部发工资的事情。政府每年拨出了几百上千亿的扶贫资金，真正到贫困人口手中的钱能有多少呢？有关部门确实应当进行一番科学的评估。

　　通过政府征税的方式，假如有人唯一的心愿就是拿走富人的钱，而根本不管这些钱是否会变成社会的福利，那这种方法自可大规模推广，不断地对富人加税，直到他们消失为止。但假如人们真正关心公平，那就应当认真地讨论为公共福利而利用富人财富的有效方式。

　　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其实，首先应当鼓励富人拿出自己的财富，从事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这是帮助穷人最有效的方式。关于这一点，伟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说得多了，不再重复。

　　接下来的一个渠道，就是通过道德与制度机制，鼓励富人拿出钱来、尤其是贡献出其企业家精神，投身于社会的自我治理。也就是说，让富人的钱不必绕道进入政府征收、分配管道，而直接在社会内部循环。

　　古今中外向来如此。比如，明清时代，只提供和平、安全和司法，而其他公共品和社会福利，比如架桥铺路、兴办教育、济穷赈灾、照料孤寡等等，基本上是由社会自己供应的。领导这些事业的是受过儒家教育的“士绅”，资金家族公地、主要是由富裕的商人提供。这些商人也因此跻身名流一族，分享了“士绅”的社会领袖角色。

　　这是一种高效率也有人情味的方式。从现代欧洲传过来的整套社会理论认为，社会问题得由国家来解决，政府成了民众从摇篮到坟墓的保姆。这显然是懒人的理论。在这方面，中国其实更像美国人，相信社会问题由社会自己解决最好。因为，相对于政府，社会自有其优势：社会具有解决这些问题最不可少的创新精神及同情心。解决社会问题需要类似于企业家精神的那种创新精神，而财富较多的人，通常就是较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还有同情心，有谁看到过从事社会救济工作的政府办事人员有同情心？

　　因此，当中国出现一批富人的时候，人们需要想清楚一个问题：要照搬北欧的经验，让政府征税进行收入再分配，还是恢复中国的传统，鼓励富人用他的钱，通过投身于慈善事业，通过提供某些免费或廉价的公共品，直接回报社会？在进行这种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一个现实：在财政预算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对富人征税的方式实现财富的二次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通常是效率低下的。

　　有人马上就会说，瞧现在中国这些富人的德性，哪儿有回报社会的意识？其实，这样指责富人的人固执地把一种自愿选择变成强制性义务。为什么不去追究一下富人不愿——以及不敢——从事慈善事业的原因呢？很多明智的批评家已经指出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重重制度障碍。

　　因此，归根到底，问题是政府是否愿意让部分既具有企业家精神、又富有同情心的富人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也就是说，我们是否愿意进入一个多中心治理的政治社会秩序？

　　相对于政府，社会自有其优势：社会具有解决这些问题最不可少的创新精神及同情心。解决社会问题需要类似于企业家精神的那种创新精神，而财富较多的人，通常就是较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