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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之间是一个阶梯性社会 农民处于最低层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25日 13:26 南方日报

  徐勇

  作为政治学者,我以为城乡之间是一个阶梯性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源自于去年10月到中国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小岗村的一次实地考察路线。考察前我刚到首都,接着从省城,到地级市,再到县城,后经过中心镇、乡政府所在地,最后到所考察的村庄。一路下来,城乡之间车来人走,相互流动,并非二元隔绝的两个世界,也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
断裂线。给人最明显的感受是,从都城到村庄,好似一步一个台阶,拾级而下,贫富差距呈阶梯式拉开,单纯从事农业的村庄处于阶梯的最低一级,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处在最低层次。我以为,阶梯性社会更能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

  在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是无所谓“三农问题”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得以成为公共性的政治社会问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中国改革首先解放了农民,农民成为补偿性的受益者。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大规模展开,农民再次成为现代化的负担者。这主要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很强的行政推动性。行政推动性的现代化使资源迅速逐级向城市集中。到20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逐渐凸显,并最终以日益沉重的农民负担和农民抛弃土地的形式表现出来。愈是农业地区,“三农问题”愈突出。作为以纯农业为生的农民集聚地的村庄,处于社会的最低层级。

  正是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三农问题”,为此有人将“三农问题”归之于市场化,试图以恢复公社制的逆市场化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固化在土地上。这种思路尽管可能是出于同情农民的命运,但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良方。我们同情弱小的农民,并不是要农民永远弱小下去,也不是人为地降低其他层级,而是要提升农业、农村和农民,进而实现对阶梯社会的改造,使全社会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平台上,达到共同富裕,尽管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三农”的提升,首先在于国家战略转移和体制改革,为农民减负。“三农问题”的重要表现是农民负荷太重,使他们无法与其他层级进行平等竞争。提升“三农”首在减负,减负之本又在于国家对农民从“多取少予”向“多予少取”的战略转移。近年,在中央明确统筹城乡发展的决策思路后,实行对农民减免税收,给种粮农民以直接补贴等政策,一年便大见成效,农民务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而要巩固这一成果,还需要推进包括财政、行政体制在内的改革。

  “三农”的提升,其次在于农民进城,为农民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提供“直通车”。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因素是人多地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从根本上富裕农民。农村改革的最大成效就是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有了支配人身活动的自由,从而也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尽管农民进城,从事的可能是较低下或者城市人不愿做的工作,但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是在向上流动,在这种流动中他们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蕴含着一种希望和梦想。所以尽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阶梯式社会,但农民的流动冲破了城乡隔绝的藩蓠,使他们得以自我提升其地位,由此也大大缓和了阶梯性社会所必然蕴含的社会冲突。如果是城乡隔绝和断裂社会,势必出现乡村对城市的反抗。如小岗村改革前是一个著名的逃荒村,在人多地少的挤压下,农民被迫外出乞讨。包产到户的改革使小岗村人吃饱了饭,农闲时则外出务工,以工补农,不仅彻底结束了乞讨的历史,也消除了社会动荡的根源。

  “三农”的提升,再次是推进资本下乡,促进农业的强势化。农村最主要的资源是土地。中国的所有革命和改革都源自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民和土地的结合可以增加生产,缓和社会矛盾,但传统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也只能长期陷入在低效农业和弱势产业的陷阱。要使农业得以成为强势产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集中于城市的资本引入乡下,使资金、科技、管理、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农业。只有在资本的强势支持下,“三农”的地位才能得以提升。从这个角度讲,“三农”的提升最终还要取决于“三农”之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要使资本下乡,则必须最大限度使土地流动起来。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第一次农村改革,最大成果是解放了农民,最大的局限是土地被固化;随着资本农业的产生,农村需要进行以土地流动为主的第二次改革,将土地解放出来,最大限度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三农”的提升还需要提升农民的对话和谈判地位。农民人多但力量不大,缺乏与外部的对话和谈判地位,其重要原因是分散,缺乏组织性。但在当今,组织农民不能依靠政权的外部强制,更不能依靠传统家族组织等所谓的本土资源,而应该主要依靠市场导向和利益纽带的农民自治组织。在笔者去小岗村途中的一个村,不久前成立了一个养鸡协会,不仅很快获得经济收益,而且迅速改变农民的地位。以往是单个农户找农资厂商,如今是农资厂商找农民协会,逢协会开会时,甚至赠送礼金。道理很简单,成立农民协会后,厂商与农民的交易成本降低,双方都受益,农民作为消费者的主权强势地位得以确认。

  总之,“三农问题”是在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也只能依靠现代化建设中对“三农”的提升。

  作者系著名政治学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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