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循环经济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

　　王建

　　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再现高潮，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经济增长高潮带有明显的重工业领先增长特征，由于重工业与轻工业不同，它不是主要依靠农产品为原料，而是主要依靠能源和矿产品为原料，使中国经济增长对石油、煤炭、电力、钢铁以及各种有色金属的需求突然增加了。

    能源需求瓶颈

　　这个变化并不是反映短期趋势，而是反映着长期趋势，由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的中国工业结构向重工业阶段的变动，是中国经济进入到中、后期阶段的反映，这与工业化先行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是一致的。从产品总量看，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消费过2亿吨以上的钢，300万吨以上的铜，600万吨以上的铝，10亿吨以上的煤，5亿吨以上的水泥，但是2004年，中国却消耗了3亿吨钢铁，350万吨铜，605万吨铝，18.5亿吨煤炭和9.7亿吨水泥，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家级纪录，那么，中国对能源和主要原材料的消费还会继续增长吗？

　　如果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耗情况看，回答是肯定的。以能源消费来说，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最浪费的国家，2000年人均能源消耗为11.1吨标准煤，日本是最节约的国家，同年的人均能耗为5.3吨标准煤，如果中国在2030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届时总人口是15亿，按日本的标准，总能耗就得达到80亿吨标准煤，即未来25年中国总能耗还需要比目前的20亿吨再增加3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源当然可以考虑国内外两个资源、两个市场，但从长远看，国内石油产能只能保持在年均2亿吨，如此每年平均要进口近10亿吨，而到2030年的进口量则接近20亿吨，这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因为目前世界每年的全部石油贸易量也只有22亿吨。

　　如果依靠中国与世界的石油资源不可能支撑中国完成工业化，中国就得依靠煤炭。如果中国自产原油保持在每年2亿吨，进口在5亿吨，则到2030年这26年石油消费占能源总消费的平均比重就是20%，如果其他能源方式占10%左右，煤炭消费比重就得长期保持在70%，到2030年就得上升到77.5%。根据国内有关机构的研究，中国煤炭的远景储量高达1万亿吨，经探明后还可采出5000亿吨，然而按2030年后年均90亿吨的煤炭消费量计算，中国的煤炭储量也就够再支撑55年。

　　煤炭作为能源方式的最大问题还不是资源问题，而是环境问题。目前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0%、烟尘排放量的70%以及氮氧化合物的65%是由于燃煤原因。国家“十五”计划原打算在2001~2005年间,将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10%，却由于煤炭燃烧比计划增加了6亿吨，使排放量增加了15%。有关方面研究认为，中国的二氧化硫环境容量最高为年排放1600万吨，但是到今年可能超过2700万吨，即已超过中国环境容量的70%。如果在未来25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再增加3倍多，对环境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如此，搞工业化建设也没有任何意义。

    运输能力和国际环境制约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三个问题需要研究。

　　第一，世界上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在搞工业化，也不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加速状态，东亚和南美的许多国家工业化都在加速，也在大量吸纳国际资源，世界资源不可能只满足中国一家的需要。

　　第二，就算是世界资源可以给中国使用，我们是否能够运得过来呢？如果到203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石油，15亿吨铁矿石，5亿吨铜矿石(按所需进口铜金属的一半为矿石计算)和5000万吨氧化铝，再加其他矿产品进口、粮食等农产品进口、木材、纸浆等其他初级产品进口，中国每年进口资源类产品将高达30亿吨，大约是目前中国远洋运输量的8倍，需要10万吨级的货轮共25000艘来运输。这对中国的港口运输量来说，绝对是个沉重的压力。

　　第三，世界主要能源与矿产资源的地理分布极不平均，石油、煤炭、铁矿、铜矿和铝矿资源前5个国家拥有量的集中度都在60%~70%，即使运输问题能够解决，如果由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拥有资源的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或者是其他国际敌对势力封锁我国的航道，也会使中国的资源输入断流。

    发展循环经济需具备物质条件

　　国内资源不足，国际资源又靠不住，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地质部门的人士说，通过加大探矿力度，可能会解决中国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不足的矛盾。应当承认，加大对勘探工作的投入与力度，的确会增加，甚至可能会大幅度增加我国某些资源的保有总量，但到底能再勘探出多少资源，这些增加的资源面对中国未来如此巨大的需求是否可以满足，恐怕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未知数。

　　那么，靠建设节约型社会，靠发展“循环经济”是否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源矛盾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循环经济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发达国家的主要原材料年生产量之所以在到达一定人均收入水平的时候才会下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依托这种原材料的消费品，其普及率到达了饱和点。但是居民对物质产品需求的饱和，一般是出现在一个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的时候，而中国目前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如果不考虑

汇率变化，中国要再过20年，人均GDP才能超3000美元，因此在未来20多年中国肯定还是处在要大量吸纳各种资源的阶段。

    起点与目标不变改变工业化过程

　　因此，如果中国继续沿着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下去，肯定是越走越窄，越走越走不通。所以，有人提出中国不能走传统的重

化工业道路，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展服务业和依靠海外市场提高国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但是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个观点，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只能是在中国居民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基本满足之后的事情，在现阶段还是要以发展物质生产为主，否则就是要中国人放弃对美好物质生活目标的追求，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也根本不可能向一些小经济体那样，依靠海外市场满足国内消费，因为在世界资源总量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不论依靠国内还是海外市场供应资源，结果还是不足。

　　反对中国走重化工业道路的人是从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出发看问题，由于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即国土资源状况是不可改变的，所以重化工业的道路就走不下去，这个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主张中国必须走重化工业道路的人是从中国工业化的终点看问题，因为追求美好物质生活享受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中国要完成工业化这个远景，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国家也就没有了目标、动力与凝聚力，所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

　　起点也正确，目标也正确，但是起点却在否定目标，目标也在否定起点。这种起点与目标间的相互矛盾与冲突，看起来似乎很怪诞，却鲜明地描绘出了中国在向完成工业化目标这个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与困境。如此，中国应该如何选择呢？

　　如果起点不能变，目标也不能变，那么能够改变的只有过程。

　　党的“十六大”和国家“十五”计划都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中的“新”字，我理解是对比过去中国的工业化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主要靠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而言，强调今后要更多地靠技术投入，减少资源消耗，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但就其所指的技术投入而言，还是现代工业化国家所普遍采用的技术，因此对中国来说是“新”，对发达国家来说却并不新。而若中国要建设“新工业化社会”，由于所使用的能源、原材料和加工技术必须都与传统工业化技术不同，所以不仅对中国是新的，对世界也是新的。

　　新能源、新原材料应具备更清洁、更环保，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点，而能源与原材料不同，加工技术也必然发生革命性变化，并出现许多与传统工业化社会不同的新产品、新消费方式与商品流通方式，总之整个社会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