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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据《南方日报》报道，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或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也不存在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的，可予免责——日前提交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审议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草案》明确规定深圳将宽容改革创新失败者。用刚性的法规规范改革创新，确保持续改革创新的动力，
这在国内还是首创。（１１月２０日《南方日报》）
看起来真是个“改革理念”进步的大手笔，宽容的改革制度蕴含着无穷的创新期待，创新智慧的充分涌流，在宽容——这个政治善意的撩拨下，仿佛指日可待！一切真的会如此吗？
在笔者看来，这只是制度设计者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宽容幻觉”罢了，这是一个蹩脚、越权的激励安排：一来，基于改革事业独特的属性，宽容根本起不用预期的激励效果；另一方面，政府明文宽容失败，这种独断是对公众“改革评价权”的僭越，改革成败的评价，更多还是应该留给“公道人心”。
对于改革事业，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基本判断：一个有着改革公心的人，是根本不会害怕承担改革责任的，只有心存种种私心杂念的人，才会在“官帽得失”面前畏首畏尾，才会在行动之前考虑“免责”，“免责”设定只能纵容这种改革私心，从而在起点上降低了改革的道德高度；一个完善的激励制度，常常是奖励和惩罚均衡的调节效果，奖励是动力，惩罚是约束，免责只能是一种非常例外的情况，而在“宽容失败”上开了很大一个口子则可能使免责普遍化，从而在“例外爆炸”中破坏制度对改革的约束。
只要程序符合规定！——这是一个靠得住的“制度前提”吗，换句话说，我们在程序安排上是完美的吗？我们具备许多发达国家那种类似“超市收银机”式的严格程序制度吗？把“失败免责条款”系于一个不很完善的程序制度之上，会生长出多少恶之花啊！这个制度如果付诸实践，将不是“改革君子”的动力机制，而是“改革小人”的寄生机制，以“免责制度”的名义为诸种损失开脱。
更重要的是，这个宽容制度是对公众“改革评价权”的僭越，本属于“公道人心”衡量的改革绩效，通过“宽容”的安排，被政府独断地“接收”：政府说“我赦免你”，于是，所有对公共财政的损失都是白损失了——纳税人的权利哪里去了？
改革创新，大多是改革者以公共财政为经济基础对公共利益的一种安排（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共财政源于纳税人，公共利益是分散的公众整体利益，那么，公众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那么，改革的评价，以及是否追究改革者的责任，应该是一种公众决策——而显然，只要“程序符合规定，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云云就“可予免责”的约束，是对公众权利的“统一没收”。有了这种独断的“政府对改革评价的接收”，公众的评价、媒体的监督就没了意义，改革者也无须顾忌民意。
改革失败了，就必然会有巨大的公共损失。政府能独断地“宽容”这种损失，能让公共财政随意为改革失败埋单吗？这不符合公共财政精神和公共决策理念。
事实上，政府根本没有必要独揽这种“宽容”，如果一项失败的改革确实是符合程序且出于公心，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从个人到舆论，“公道人心”是能够感觉和品味出来，自然也会原谅这样的改革者，宽容这样的改革和创新。一个出于公心的改革者，对“公道人心”会有一种天然的评价信任；一个理性的“公道人心”，也会有相应的宽容精神和公正的评价姿态。政府独断地掌握“宽容”，权力集中必然产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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