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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勇
近一时期来，关于工人工资低、打工者工资太低、农民工真苦等有关草民阶层生活状态的话题成为各媒体关注的焦点。从已发表的文章来看，主要是围绕他们的工资是高是低的争论上。客观的说，目前关于工人工资的问题，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中，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为代表的一些观点实在不能令人苟同，说
什么提高工人工资也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如工资提的太高，投资者会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会有大批的工人失业，会有很多打工者失掉目前的打工机会等等。这些话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是完全忽略了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提高工人工资已是解决经济和社会所出现问题的必然结果。
去年以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一些地区所出现的民工荒，已成为一个局部地区的经济问题。出现民工荒的原因很简单，主要就是来自打工者的福利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到，新一代的打工者，已是中国打工大潮中的第二代了，他们的父母亲作为第一代打工者，很多已不能再继续打工，然而第二代打工者几乎还沿袭着他们上一代的打工路线，收入、福利、各种条件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却在突飞猛进。
今年年初，广东省公布了一项调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国家统计局新近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39元，而同期的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335元。如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1.2亿人计算，雇佣农民工就节省了11462亿元，相当于中国GDP的8.5%。52.4%的进城农民工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为了挣钱，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广大的工人阶级的付出是分不开的，而且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但是社会创造的财富，广大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得到实惠，企业工人工资12年基本没涨，这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今年以来，关于“穷人经济学”的话题备受关注，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现今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必须要解决如公平等很多现实中绕不开的重要话题。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成果，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企业而言，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家而言，如何来重新审视提高工人工资问题，现在看来已远远超过提高工人工资这一现实问题的本身。民营企业在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在做强做大的前提下，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如何向管理要效益，如何提高产品附加值，如何拥有自我知识产权，如何摆脱过去粗放性的经营等等，现在看来还沿用低工资、靠加班加点，靠消耗能源，靠资源的浪费等原始的创造财富手段，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工人工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加快中国民营企业的转型，使得中国民营企业有个更高的发展起点，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
今年以来，关于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双方经过七轮磋商才最终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在这起贸易争端中，总的来看，我们主要还是就事说事，没有从更深层意义上来进行多方位反思。日前，瑞典工商和贸易大臣托马斯·厄斯特罗斯说：如果不改善自己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就会因此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很多西方人会觉得中国是靠给工人低工资和超工时来进行不公平竞争的。而这，本身也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伤害。应该说，事前我们没有从这一角度去深思，因而“授人以柄”。
事实上，提高工人工资的多重意义还决不止此。该是决策者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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