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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或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也不存在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的，可予免责——日前提交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审议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草案)》明确规定深圳将宽容改革创新失败者。用刚性的法规规范改革创新，确保持续改革创新的动力，这在国内还是首创(据《南方日报》11月20日报道)。
“宽容失败者”，看起来真是个“改革理念”进步的大手笔，宽容的改革制度蕴含着无穷的创新期待。一切真的会如此吗？在笔者看来，这只是制度设计者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宽容幻觉”罢了，这是一个蹩脚、越权的激励安排：一来，基于改革事业独特的属性，宽容根本起不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另一方面，政府明文宽容失败，这种独断是对公众“改革评价权”的僭越。改革成败的评价，更多还是应该留给“公道人心”。
对于改革事业，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基本判断：一个有着改革公心的人，是根本不会害怕承担改革责任的；只有心存种种私心杂念的人，才会在“官帽得失”面前畏首畏尾，才会在行动之前考虑“免责”。“免责”设定只能纵容这种改革私心，从而在起点上降低了改革的道德高度。一个完善的激励制度，常常是奖励和惩罚均衡的调节效果，奖励是动力，惩罚是约束，免责只能是一种非常例外的情况，而在“宽容失败”上开了很大一个口子则可能使免责普遍化，从而破坏制度对改革的约束。
更重要的是，这个宽容制度是对公众“改革评价权”的僭越，本属于“公道人心”衡量的改革绩效，通过“宽容”的安排，被政府独断地“接收”：政府说“我赦免你”，于是，所有对公共财政的损失都是白损失了——纳税人的权利哪里去了？
改革创新，大多是改革者以公共财政为经济基础对公共利益的一种安排(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共财政源于纳税人，公共利益是分散的公众整体利益，也就是说，公众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那么，改革的评价，以及是否追究改革者的责任，应该是一种公众决策———而显然，只要“程序符合规定，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云云就“可予免责”的约束，是对公众权利的“统一没收”。有了这种独断的“政府对改革评价的接收”，公众的评价、媒体的监督就没了意义，改革者也无须顾忌民意。
事实上，政府根本没有必要独揽这种“宽容”，如果一项失败的改革确实是符合程序且出于公心，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从个人到舆论，“公道人心”是能够感觉和品味出来的，自然也会原谅这样的改革者，宽容这样的改革和创新。
一个出于公心的改革者，对“公道人心”会有一种天然的评价信任；一个理性的“公道人心”，也会有相应的宽容精神和公正的评价姿态———政府独断地掌握“宽容”，权力集中必然产生腐败。
北京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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