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解新农村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那么，这个“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应该如何建设？在11月11-13日举行的“中国农业发展大会———2005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形势报告会”上，各方专家学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全面的解读———

　　本报记者王慧峰

　　建设新农村，“现在是最好的时期”

　　“当前加快新农村建设正面临着重要的机遇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的语气之所以如此坚定，是因为他肯定“现代农业的建设，现在应该说是最好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五项任务中，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现代农业，尹成杰向记者分析到，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去年人均GDP达到了一千美元，这就为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三产业反哺农业的力量明显提高了。我国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85%，城镇化水平超过了40%，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能力；

　　我国公共财政职能的能力进一步增强。2004年全国财政总收入达到了2万6千多亿元，是1990年的8.9倍，推进新农村的建设有了财力的保障；

　　建设新农村已经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

　　我国部分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在浙江、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二元经济体制有了很大的突破，现代农业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相当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农村率先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这些地区在实践当中探索了一些措施和经验，为我们建设新农村和建设现代农业树立了好的样本。

　　尹成杰指出，根据当前的一些情况来分析，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而且当前的农业农村经济形势是进入新阶段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他表示，由于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多予少取放活”、“两减免、三补贴”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我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是农业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恢复和提高，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取得了战略性的进展。根据农业部综合分析，今年我国四大主要粮食品种全面增产，预计粮食总产量可望达到9600亿斤；二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增收结构进一步优化，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农民工资性的收入为521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6%；三是农村各业平稳进行，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随着去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品种的收购和销售完全放开，我国农产品完全市场化。同时，农村的各项改革也在继续推进。

　　新农村建设要破除“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定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农村经历了以人民公社运动为重要内容的一个新变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场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新变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非新提法，从字面上似乎没有太多的新意，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将此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则蕴涵了太多新的意义。

　　许多专家在解析“新农村”时都指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要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观念。要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定式，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格局中，把农村进步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进而统筹规划政策、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及产业布局。

　　“我最近在河北玉田搞调研时，当地农民说城里物价上涨、房租贵了，我们进城不合算。农村哪怕稍微好一点，我们也不出去。”在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丁力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用全新的理念看待城乡统筹这个观念。他向记者表达了他对“新农村”的理解。

　　丁力指出，我们过去谈解决“三农”问题，有一种倾向，认为在农民、农业、农村内部解决不了，非得在城市中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盲目的推进城市化，认为只要把城市搞大，农民转进去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城乡统筹。实际从世界各国的规律来看，有很多不成功的例子：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城市化率很高，但并没有解决自身的‘三农’问题，南美、印度等地城市也很大，然而贫民很多，也没有根本解决。因为农民素质不高，城市的就业机会不多，农民进去以后会遇到一系列问题。”

　　丁力说，“把农村建好了，农民不一定都往城市里跑。看城市能不能提供好的就业机会，要看农民的意愿，而不是盲目的转移。”

　　“现在都讲城乡统筹。城乡统筹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一是要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的发展差距。第二是要统筹城乡,提高城乡的居民收入水平。第三统筹安排财政收入，向农村倾斜。第四统筹农村金融配置，增加农村信贷。第五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第六是统筹城乡居民的国民待遇。第七是统筹城乡卫生教育和文化发展。”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直言，目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十分突出，城乡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他举例说，比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比是2.1∶1，2001年是3∶1，2003年是3.2∶1。从这个数字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系列方针，即农村、农业的发展不在农村和农业自身，必须在各级政府实行统筹发展的方略，这样才能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

　　“我们经常听到国外有一些评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为什么？就是城乡之间的规划没有统筹，规划部门在长时间内没有考虑到农村的规划。”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给记者总结了现在农民收入跟城镇居民收入仍有的四个“不平衡”：一是农民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二是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平衡；三是区域之间的农民收入差距不平衡；最后是农民内部的收入不平衡。这些问题中，最大的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张红宇认为，如果我们再不搞城乡统筹，而任由城乡之间再这样分割发展的话，10年、20年以后，我国的城乡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他指出，城乡统筹就是要通过城乡之间的互动，在规划、产业、要素流动、市场构建，甚至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统筹，“这一系列的统筹，就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

　　林毅夫：建设新农村启动农村市场“目前我国惟一一项没有真正启动的便是农村消费。收入低和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成为限制农民消费的两大原因。”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不久前的一个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表示，中央提出“

十一五”期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有助于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有助于解决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

　　身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的林毅夫，1999年第一次提出“新农村运动”的概念，当时他撰文指出：“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20年后的今天，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突破口，仍然在广大的农村。”如今他的这个建议被列为了中央“十一五”规划的六大任务之首。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经历了这6年来一个高速增长循环之后，又将面临着与当年相似的通货紧缩的压力，而“新农村运动”将成为缓解这种压力的突破口。

　　林毅夫认为，在“十一五”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比货币政策有效，很可能从明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入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它同时会创造很多消费需求出来。“这是个‘一石数鸟’的政策：可以启动消费，可以启动需求，可以解决城市里面的通货紧缩、生产过剩。同时在农村投资搞基础设施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根据他的判断，“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投入一块钱至少有九毛钱变成农民的收入。”

　　林毅夫指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小城镇建设并不矛盾。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的结果，如果没有足够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机会，小城镇是没有吸引力的，把经营小块耕地的农民集中居住在远离劳动场所的小城镇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国实现城市化尚需走很长一段路，在此之前，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必然的选择。“只有农村的生活也能够现代化，我们才能够说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

和谐社会。”

　　农村振兴的根本力量在农村

　　“新农村”的概念，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被提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热说的“新农村”，应是农村深入综合变革的一次新的重要探索。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11月12日举行的第三届

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解读“新农村”时认为，从80年代中期，中央连续发了五个1号文件，都足以表现出政府的重视，而这次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原来讲“三农”问题都是从外部观察农村提出来的，现在讲新农村建设，明确了主体是农民自身，“这是从政策的提法上很大的变化”。

　　“农村的振兴最根本的力量是在农村。”尹成杰指出，建设新农村要大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我认为建立现代农业最核心的问题是提高农民素质问题。通过提高素质来实现富裕，农民提高素质了，有了增收的技术了才能富裕。通过提高农民素质来振兴农村”。据他介绍，农业部实行“阳光工程”计划，加大了对转移出去的农民的培训力度，今年农业部门对三百万转移的劳动力实行了培训，“所以我们要建立培训的机制，把知识传授给农民。农民有了知识和技术，我们的现代农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才能有队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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