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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或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也不存在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的，可予免责。日前提交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审议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草案)》明确规定深圳将宽容改革创新失败者。(《北京青年报》11月20日)
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出台对改革创新失败者予以宽容的法规，此举可谓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一大创新。虽然其直接目的是为了保护勇于改革者继续改革的信念，但其旨在允许试错的目的性还是引起公众的广泛质疑。
不错，自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一直存在着“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领域，但对有关试错是否该遭到应有的惩戒，却一直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我的观点是，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意，试错最终导致国家财产重大损失的，其负责人或者说决策人就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并非是一个苛刻的要求。
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改革固然充满了试验性，但在我国进行的改革绝不是任何决策人的试验田，更不同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科学家的实验一次不行可以两次，两次不行可以三次以至多次，但在政治经济领域里的试验，则极容易导致国家与人民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不容许无限试下去，并对其宽容。
二是这一法规对改革创新失败者过于宽容。特别是所谓的“没有牟取私利”等条款，本身界定就极为困难，定义起来也十分模糊，若含糊立法，极易造成许多干部免责与脱责，这对改革的深化与持续其实并不利。
三是众所周知的是，不许干部贪污与腐败，是对其在组织纪律上的硬要求，若触犯这一底线，则必然要遭到法律的严惩；而考验干部是否具备与其职位相适应的能力，则体现在其对当地重大政治、经济决策时的总体掌握。换句话说，这是其领导能力的直接体现，这也是其必须承担的领导风险。如果深圳以立法的形式出台这一规定，则等同于为干部卸下了最需要肩负起的一个重任。
诚然，改革的过程的确是风险与机遇并存，改革也并不意味着总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从这个意义而言，试错也是改革的一部分内容。但试错，往往意味着国家与人民必须付出更高昂的改革成本，所以，我们有必要将试错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才是对改革发展最好的支持。
而深圳市通过立法的方式为改革创新失败者免责，则为决策者开辟了一个免责的通道，有了这样一个政策保护的通道，谁还会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力，谁还会以国家与人民利益为重呢？这，正是我们所担忧的。
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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