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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丁学良口出狂言，说：“中国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接着某报纸又公布了个“民意测验”结果：只有两位经济学家的公众认可度在可怜的10%以上，其他那些经常活跃在报端、媒体、会议、讲坛的人物则几乎无人认同。之后，大小媒体及互联网便不约而同地刊登发表各类文章与评论，有的还公布了经济学家担任企业“执董”的名单。各类媒体的批评在目标之集中、火力之猛烈上，都是这几年所罕见的。其实，这种对中国当红经济学家的“痛击”与抨击并非自今日始。去年以来，随着对某些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抗衡的垄断行业、利
益集团的批评，随着对房地产业利用金融资本大肆牟取暴利行为的曝光，随着一些诸如“郎顾之争”事件的发生，一些经济学家的声望就开始急剧下降。他们越是为垄断行业巨头、为博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房地产老板们辩护，在社会上的公信度就越低。终于，落到了今天这般被人孤立、受人冷落的田地!
那么，究竟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使我们无辜或有辜的经济学家受到如此大的伤害，使得他们形只影单、茕茕孑立，以致昨天还炙手可热，热得坐蒸笼；转眼间就寒风骤起，冷得坐冰凌。是谁给我们的经济学家造成了这样的“天壤之别”?换句话说就是，是谁“害”了我们的经济学家?
笔者认为，首先是决策(包括政策制定)部门“害”了我们的经济学家。前一段时间，由于我们的不少决策部门在“单一发展”与“统筹发展”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认识的偏差和盲区，因此便有意无意地把经济学家当成了经济发展以及与经济有关的一切社会建设的百科全书、通用字典、万能药方。再加上这些年来，许多决策部门的许多中青年公务员都是家门校门机关门的“三门”干部，从事工作后又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基层、脱离国情，所以一旦需要他们参与制定修定政策时就感到心虚。找老师找学者帮助“完成作业”便成了这些公务员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经济学家又何乐不为。于是两者一拍即合。来了个书本知识与决策的“结合”。殊不知，如此下去既误国也害人。与其说是决策部门害了我们的经济学家，倒不如说是那些脱离生活的官僚让经济学家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政府决策部门的座上宾、“空降兵”。“好为王者师”，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通病，但人们却往往会忘记：王者的老师仍然是老师，而不是王者。
“害”了我们的经济学家的第二个原因是形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改革开放27年，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正是这种急速的发展也就势必带来了急剧的变化。不仅对旧体制中的痼疾已经到了非动大手术不能祛除的阶段，新问题新矛盾特别是涉及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等更是日趋尖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问题也日渐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仅靠经济学一门单独学科已无法全面判断、缜密观察和科学把握如此复杂纷繁的中国的局面。于是，各类行为、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传媒学、国际关系学、地理地缘学、统筹管理学因需求而纷纷出场。“废黜”百家、独尊经济学的畸型状况也就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往，那种经济学家在治理社会方面唱“独角戏”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上述两个原因毕竟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真正坑害了我们的经济学家的内因即第三个原因就是经济学家“自己”。是他们在认识上的误区、治学上的诟病、道德上的失范、行为上的贪欲让他们威信扫地、蒙羞蒙辱!我所说的误区是指经济学家错误地把这门学问当作“显学”来看待。致使这门本应该以过去的经济生活经济发展轨迹作为“实验室”的科学，变成了“未来学”“预测学”。把“过去时”，最多是“现在完成时”变成了“将来时”，这种颠倒岂不犯了大忌?所谓治学上的诟病是指相当一批经济学家的食洋不化。今天奉市场经济为不贰法宝，一切行动服从市场经济；明天看到市场经济中出了问题，于是又到西方的文化中去找药方，终于找到了中西经济社会中的所谓“差距”———没有教堂!如此荒唐的药方，岂有不被唾弃之理?!此种治学诟病的另一面是我们的学者永远不肯深入农村深入企业，终日赶场般地出席东家的会议西家的研讨，酒店为家飞机为“的”。所谓道德的失范与行为的贪欲如出一辙、紧密相连，都是打着学术的幌子、出着智囊的点子、拿着巨额的票子、挨着老板的棍子在讥讽穷人博弈政府。如此表演多了，还能有公信力吗?总之，把经济学当成了个人的垄断，并以话语权的垄断去换取个人的私利，这种商业运作和准商品交换所产生的效果不但害了中国老百姓，更是害了经济学家自己!当学者不再能为国为民驾驭经济风云时，他们自己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
鸟的翅膀捆上了金子，它就无法飞翔。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谨防“金”流感!
秦晓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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