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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波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某专家近日透露，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新华社报道的这条消息耐人寻味。乍一看，似乎是指责多数企业社会责任心缺乏，
但仔细琢磨，却又发现并不尽然。我们不妨先撇开对这个现象的道德追问，单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看如此众多的企业为何没有参与捐赠事业。
对于企业主来说，参与捐赠要有回报的激励———这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世界观庸俗，而是人性使然。那么回报在哪里呢？从宏观面上说，慈善事业有助于缓解阶层矛盾。慈善分配历来被人们称作是市场分配、税收分配之后的第三次分配。前两者是重在维护效率的同时努力保证公平，而慈善分配通过将一个社会富裕者的财产向贫穷者转移，减小贫富之间过大的差距，以平衡阶层矛盾。
从微观来看，企业主通过捐赠行为可以获得一些社会荣誉；通过善款的善用获得道德上的满足；还可以通过捐赠行为获得政府在税收方面的优惠，等等。由于宏观面上意义的公共性，企业主的回报满足更多的是通过微观层面来实现，这不难理解。
企业主的投入主要是资金或其他财物付出，但付出的同时至少伴随着两种风险：一是露富的风险，二是善款不能善用。其一，在仇富情绪还比较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在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还不足以使人们放心的前提下，担心自然不是多余的；其二，近年来，国内发生了多起因管理不善、违规操作而导致的“公益腐败”案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至今却没有合适的解决方式。如果善款难以善用，捐赠的热情自然会被抑制。
当财物的付出以及伴随的风险超过了回报本身，企业主一定是缺少动力去从事捐赠事业的。所以，在看到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这个现象时，我以为，更值得人们关心的，是当下一些制度和舆论状况竟无法鼓励先富的人们从事慈善事业。而改变这些，比单纯地指责企业主缺少社会责任心更有实际的意义。
从制度层面看，能够做而且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对慈善捐助实行免税待遇；比如，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强制推行对各种公益财产运作主体的社会监督。特别是后者———如何保证公益财产的公开和透明是立法机构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舆情方面，主流媒体不可以推卸责任。就在前不久，还有国内知名的评论者公开发文，喊出“旗帜鲜明仇富”的口号，在这样的口号蛊惑下，人们如何能够心平气和地去尊重私有财产，富人们又如何敢抛头露面，以从事公益事业作为引火上身的导火线？转轨时期的一些财富积累，很有踩在法律边缘上的可能，但这是历史的沉重命题，有待大智慧去解决。如果舆论对财富缺少了相对公正的判断，企业主何苦去捐钱捐物，引来对自身的质疑？
从道德层面考量，企业主理当担负起使命，通过参与捐赠事业回报社会。但公益事业不单单是道德的命题，必须依赖于全社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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