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的变通了不起

　　本报评论员 何力

　　早晨看报纸，知道任仲夷老人去世。

　　整个上午都在为要不要写一篇怀念他的文章犹豫不决。为什么？我只见过任老先生一面，是作为一个年轻记者在1992年春天的北京人大政协会议期间采访过他一次。我相信任老 既不认识我，肯定也记不得那次采访。我印象中写怀念文字大体应是逝者的亲朋好友、同事故里学生等，我什么都不是。

　　最终还是决定要写几句的动力应该说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缅怀引领我们的勇者与智者任仲夷”。社论说：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有一些改革者的勇气至为关键；在改革开放的惊涛骇浪中，有一些改革者的智慧不可或缺。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的官声，凭纠正“左祸”、落实政策的能力，在中国历史开辟新局的起点上决毅受命，在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里耕耘播种，任仲夷这个名字，当然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书上留下浓墨。

　　任仲夷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头五年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则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创立经济特区先行一步的“试验区”。而任仲夷主政广东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今天自不能比——最大的帽子曾经是“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

　　这期间，任仲夷有不少传世箴言，近几天经媒体报道，它们再次进入我们的视线或唤起了我们的记忆。而记忆中1992年春天对任仲夷老人的采访，印象最深的是他有关“变通”的高论。任仲夷当时已过78岁，为中顾委委员、

人大代表，我当时是《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采访由我和同事纽文新、吕壮共同进行，地点就在北京饭店，事先并未有约，从会务组那里找来房号径直前往，说明来意，老人侃侃而谈。

　　费些周折找来1992年3月21日的《中华工商时报》，报道的标题是《广东十年一道令：改革开放》。任仲夷当时对我们说：“变通”是我在辽宁时提出来的。我查过许多辞书，“变通”不是贬词。什么是“变通”，当按现行政策走不动时，就要想办法，使之能够更符合于客观实际。“变通”不是变相。他的结论是：既讲原则，又有变通，是为广东快速发展的经验。

　　任老的“变通”之于当时的广东，摆脱了无聊的纠缠，赢得了发展的先机，使南粤大地为国人趋之。任仲夷的“变通”思想其实和邓小平的“猫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简言之就是实事求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僵化，不教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他们都是以人民能够理解的话语，引领我们实践经济进步、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

　　任老的智慧不仅在于深谙“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也在一定意义上秉承了中国儒家文化中“实践理性”或说“实用理性”的传统。

　　所谓“实践理性”或称“实用理性”，有学者曾这样解释：“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横行，遇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以经验论为思维基础，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

　　我们知道，中国的思想史一般而言都不独立成学，逻辑也不大讲究，也不强人服从，但也由此可见中国学人的自信。西学则喜欢弄出个是非曲直，总是多方求证，以为这样可以接近真理。就不太复杂的事物而言，西学有其优势。但是，世界之大，何等繁复，道路多歧，景象各异。世间既有大鹏，也有乌雀，有巨柏也有小草，非黑即白的简单事物实在太少——中国的改革不仅之于中国，就世界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艰巨之事业，边实践、边总结，讲原则，有变通，合情合理合常识。

　　诚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特质也容易“导致国人缺乏超越功利目的的终极关怀”。换言之，从哲学上看，“实用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比较看重此岸世界、相对轻视彼岸世界的生活态度。在这种生活态度的影响之下，人们会较多地关注人伦日用，较少地耽于冥思玄想。

　　如何在“实践理性”或曰“实用理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中国人面向未来的新文化？我比较赞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实用理性”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或形式，而是指一个活生生的过程中的结构原则或创造原则。

　　李认为，“实践理性”注重吸取历史经验以服务于社会生活的现实利益。因此，在今日现代化的进程中，“实践理性”作为中国人文化心理活动的结构原则，应该重视它，研究它。一方面，坚持和发扬那种重视经验、历史和现实效果的冷静合理、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保持和发展实用理性中那种乐观而韧性的人生态度。

　　　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有一部分时间是被耽误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仲夷老人的“变通”之说，我们便看到了一个智慧老人渴望民富国强的急迫之情，殷殷之期。令人敬仰，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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