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的变通了不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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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20日 11:04 经济观察报 | |||||||||
本报评论员 何力 早晨看报纸,知道任仲夷老人去世。 整个上午都在为要不要写一篇怀念他的文章犹豫不决。为什么?我只见过任老先生一面,是作为一个年轻记者在1992年春天的北京人大政协会议期间采访过他一次。我相信任老
最终还是决定要写几句的动力应该说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缅怀引领我们的勇者与智者任仲夷”。社论说: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有一些改革者的勇气至为关键;在改革开放的惊涛骇浪中,有一些改革者的智慧不可或缺。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的官声,凭纠正“左祸”、落实政策的能力,在中国历史开辟新局的起点上决毅受命,在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里耕耘播种,任仲夷这个名字,当然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书上留下浓墨。 任仲夷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头五年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则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创立经济特区先行一步的“试验区”。而任仲夷主政广东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今天自不能比——最大的帽子曾经是“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 这期间,任仲夷有不少传世箴言,近几天经媒体报道,它们再次进入我们的视线或唤起了我们的记忆。而记忆中1992年春天对任仲夷老人的采访,印象最深的是他有关“变通”的高论。任仲夷当时已过78岁,为中顾委委员、人大代表,我当时是《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采访由我和同事纽文新、吕壮共同进行,地点就在北京饭店,事先并未有约,从会务组那里找来房号径直前往,说明来意,老人侃侃而谈。 费些周折找来1992年3月21日的《中华工商时报》,报道的标题是《广东十年一道令:改革开放》。任仲夷当时对我们说:“变通”是我在辽宁时提出来的。我查过许多辞书,“变通”不是贬词。什么是“变通”,当按现行政策走不动时,就要想办法,使之能够更符合于客观实际。“变通”不是变相。他的结论是:既讲原则,又有变通,是为广东快速发展的经验。 任老的“变通”之于当时的广东,摆脱了无聊的纠缠,赢得了发展的先机,使南粤大地为国人趋之。任仲夷的“变通”思想其实和邓小平的“猫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简言之就是实事求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僵化,不教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他们都是以人民能够理解的话语,引领我们实践经济进步、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 任老的智慧不仅在于深谙“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也在一定意义上秉承了中国儒家文化中“实践理性”或说“实用理性”的传统。 所谓“实践理性”或称“实用理性”,有学者曾这样解释:“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横行,遇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以经验论为思维基础,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 我们知道,中国的思想史一般而言都不独立成学,逻辑也不大讲究,也不强人服从,但也由此可见中国学人的自信。西学则喜欢弄出个是非曲直,总是多方求证,以为这样可以接近真理。就不太复杂的事物而言,西学有其优势。但是,世界之大,何等繁复,道路多歧,景象各异。世间既有大鹏,也有乌雀,有巨柏也有小草,非黑即白的简单事物实在太少——中国的改革不仅之于中国,就世界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艰巨之事业,边实践、边总结,讲原则,有变通,合情合理合常识。 诚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特质也容易“导致国人缺乏超越功利目的的终极关怀”。换言之,从哲学上看,“实用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比较看重此岸世界、相对轻视彼岸世界的生活态度。在这种生活态度的影响之下,人们会较多地关注人伦日用,较少地耽于冥思玄想。 如何在“实践理性”或曰“实用理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中国人面向未来的新文化?我比较赞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实用理性”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或形式,而是指一个活生生的过程中的结构原则或创造原则。 李认为,“实践理性”注重吸取历史经验以服务于社会生活的现实利益。因此,在今日现代化的进程中,“实践理性”作为中国人文化心理活动的结构原则,应该重视它,研究它。一方面,坚持和发扬那种重视经验、历史和现实效果的冷静合理、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保持和发展实用理性中那种乐观而韧性的人生态度。 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有一部分时间是被耽误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仲夷老人的“变通”之说,我们便看到了一个智慧老人渴望民富国强的急迫之情,殷殷之期。令人敬仰,发人深思。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