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药无医比无药无医更危险

　　本报评论员 漏丹

　　关于禽流感，最近一期的 《财富》杂志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禽流感：出色的公关=糟糕的药品(For bird flu,good PR equals bad medicine)》。

　　文中提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最近表示，抗禽流感的药品达菲(Tamiflu)，应该吸取以 前抗艾滋病药品的教训。当时，当第三世界国家正急需大量抗艾药品的时候，大药厂却纷纷设立起了专利的门槛。“我们不希望听到任何类似的争论。”安南说。在此情况下，研制了达菲的瑞士制药厂罗氏开始考虑是否让发展中国家生产这种药品。

　　本来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对于罗氏来说，一方面它仍可以在欧美国家保证自己的收入，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外部压力，创造良好的公司形象。罗氏这次无疑打了个漂亮的公关战。

　　但是《财富》的文章却提醒人们注意到硬币的另一面。文章指出，一旦没有专利的保护，一些发展中国家就会滥用药品。农民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肯定会拼命给鸡鸭和其他牲畜服用这种药品。这可能会使禽流感病毒迅速对达菲产生耐药性。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1990年代，当时一种用于治疗禽流感的药物在被亚洲农户滥用后，就彻底失效了。

　　但是，为什么在欧美，人们就不担心药品的泛滥？为什么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药品泛滥，就需要担心耐药性问题？此文的作者并没有给出解释。

　　其实，症结在于，“有药无医”比“无药无医”更加危险。

　　这一点早已在中国的

艾滋病问题上被证明。去年政府在河南分发免费抗艾药品，每个登记在册的HIV病毒携带者人手一份。艾滋病有潜伏期，许多人根本还没有到需要接受药物治疗的阶段，但是当时医院并不提供免费的专项检测。农民们朴素地认为有药总比无药好。但是艾滋病药品副作用比较明显。农民一看有副作用，就擅自停药；一旦停药，他体内的病毒就可能对这种药品产生耐药性。

　　在这个过程中，医院和医生严重缺位。首先，农村的村医不懂这个问题，即便懂，一个行政村的村医可能治疗几百个病人，也不能一一细细叮嘱。其次，即便很多著名医院的医生甚至也不懂抗艾药品。在艾滋病问题上，误诊问题不胜枚举。我认识一位艾滋病病人，由于一位医生草率地诊疗，他被告知需要停药。产生的后果是：他只剩下最后一款药品可以选择，如果对这款药品再耐药，他就无药可救了。

　　河南为数众多的艾滋病人，今后也必然为去年免费药品的滥用付出高昂的代价。现在全球的24种抗艾药品对艾滋病建立起了四道防线，一步步阻挡病毒，第一步不行就走第二步，四步之后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毒肆虐了；中国现在只建立了第一道防线。如果河南那些已经变异过的病毒大量传播，整个社会也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医疗体制的不完善使得最先进的药品不仅失去了回天之力，而且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促进病毒进化。

　　另外一方面，中国的药品仿制也存在很多问题。仿制一种药品远远比仿制一个路易威登的包复杂得多。比如像印度的仿制药厂CIPLA，之所以闻名世界，是因为他们的仿制药几乎能达到原研制药品的水平，甚至有所超越。仿制药同样需要临床试验，此外还需要做生物等效性试验，以便证明仿制药与原产药有同样的效果。

　　在中国，很多制药厂所做的事情就是给包括CIPLA在内的国外制药公司提供原料药，或者仿制

知识产权过期的药品。中国药品研发一开始是没钱，后来是被“宠惯了”。 既然总是能够顺手牵羊地仿冒别人的药品，那又有什么必要冒风险、花十年时间和大笔金钱自己去研制新药呢？国外平均每家大制药公司每年都要投入几十亿美元用于新药研发，而中国2000多家制药企业加起来的投入却只有10亿元人民币。

　　因此，无论从发展中国家医疗体制的建设还是从药品研发的角度来看，取消关键性药品的专利并非明智之举，反而可能酿成一场灾难。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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