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要以对话和合作机制解决中美汇率摩擦

　　美国参议员舒默与格拉姆要求对中国产品课征27.5%的关税、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提案，已决定最迟延至明年3月31日以前再举行。对于延后表决的原因，舒默表示是美国总统布什将访问中国，“我们愿意延后立法以观察布什此行的访问成果”。

　　此次提案被延期的具体原因，没必要过多地去猜测，但是提案仍然存在表决，说明自中国7月作出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和升值以来，美国国会及企业界依旧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 制和升值幅度不满。其提案表述的直接原因是说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中层原因是美国国际贸易赤字的继续扩大，真实的动机是试图在亚洲再次上演“广场协议”。

　　与美国国会、企业界不同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财长斯诺都不赞成此项提案，经济学家蒙代尔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变动和升值之前更是反对人民币改变原有汇率制度。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不赞成以大幅上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方式，作为对所谓的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行为的惩罚。格林斯潘认为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中国不改革外汇制度，经济将自受其害。不过，格林斯潘反对美国国会通过上调中国商品关税的方式迫使中国就人民币汇率采取行动，认为此举难以实现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显著改善美国的就业和制造业状况；美国采取任何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行动最终都会对美国自己不利。

　　美国财长斯诺表示，通过立法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做法，将造成保护主义及孤立主义，是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错误途径；但是，他鼓励中国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罗伯特·蒙代尔在

人民币升值前认为，维护人民币的汇率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如果人民币升值或者浮动，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因此，中国最好的政策选择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先进行资本账户、国内经济、银行体系等的改革，待改革成功后，再逐渐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成浮动汇率制。

　　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广场协议”使得日本经济陷入了衰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IMF希望中国使人民币贬值，但是，中国坚决反对，保持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使得金融危机没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蔓延，为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市场经济是全球现在的基本共识，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确定汇率和利率是各国普遍遵守的原则。但是，汇率和利率具有相同之处，都表示货币的价值。不同在于利率表示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汇率表示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在进行利率调整时，基本都采用利率平滑理论，逐步、小幅调整利率，直到达到市场的均衡利率，以此避免利率的大幅度波动，维持货币供给的稳定和经济运行的稳定。

　　同样，汇率可以使用平滑的基本理论来逐步调整，直到寻找到均衡的汇率水平，不应该一下子放开。这既是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发展的前提，更是维持亚洲和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发展的责任。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建立坚持了渐进的原则，这既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符合基本的经济理论，更体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贯性策略和负责任大国的一贯行为。

　　然而美国国会及其企业界的一些人士仍未能正视市场经济的原则、经济理论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仍以操纵汇率为名试图通过提案向中国政府施压，实在是不明智或别有用心之举。

　　如果美国国会和企业界一些人士仍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不满意、不放心的话，何不拿出中美有关

纺织品贸易谈判的诚意，加强对话和合作，寻求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均衡的机制？何苦动辄挥舞“大棒”？实在是辜负格林斯潘和斯诺努力维护市场经济的原则和美国政府形象、地位的良苦用心。

　　斯诺访问中国期间鼓励人民币汇率应更有弹性，中国有关部门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中国政府也承诺建立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美国国会和企业界应该正视这些对话的积极效应，挥舞“大棒”只能表明这些人士的不负责任和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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