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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储备局着力于对战略性物资的储备，承担着国民经济安全的重要责任。由于其伦敦金属交易所个别交易员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做空铜金属空头头寸，引发投机者跟进致使全球铜价上涨，致使国家储备局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
尽管国家储备局称铜储备充足，拥有130万吨储备铜，并且将于近期抛售，进而试图稳定市场价格，但市场对这一信息将信将疑。如果国家储备局无法在现货市场抛售足够多的储
备铜以平抑铜价，那么国储局的空单可能造成上亿元浮亏。
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不仅在国内由于相关法律不健全导致国有企业产权改制过程中有人乘机捞一把，而且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监管失控、信息失灵、用人不当导致国有资产的海外流失。国储局此次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交易事件并非第一个海外监管不力的事件，去年轰动一时的中航油陈久霖事件已经为中国对海外企业的监管失控敲响了警钟，但是时隔不久，又爆出国储局LME期铜交易事件，让人不得不对海外资产的安全性产生担忧。
其实，在中航油及这次国储局伦敦铜金属交易事件之前，早在1998年，就有株洲冶炼厂原厂长曾维伦不顾开展国外期货投机业务必报总公司主管部门审批的规定，未经批准违规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在LME巨亏人民币14.6亿元的前车之鉴，同样是LME，同样是监管不力下的期货交易，同样造成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显得颇为不适，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如果我们仅仅将分析停留在对监管失控上的考虑，认为国有企业海外期货业务属违规越权的操作行为，而不分析这种违规运作的源头所在，那么这种国有资产流失的事件必然会一再重演。事实上，在目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下，国企如何在现代国际市场上规避风险，如何适应现代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延伸，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新课题。
期货是高端而复杂的现代金融交易产品，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和极富投机性的国际资本，使得其风险因素非常巨大。因此，为了控制风险，不仅需要精致的制度框架，也需要流畅的信息输送机制和专业、理性、负责的交易员。在制度框架设计方面，明晰的产权安排和委托—代理关系、严格的信托责任法律体系、对称的内部约束激励机制，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目前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下，冗长的内部控制环节、复杂的业务审批流程、缓慢的决策效率，这些都很难适应国际商业社会转瞬即逝的信息变化。如果说国有企业在国内还因为行政保障作为后盾，在信息获取上尚有优势的话，那么面对国际市场，则因为这一保障的缺失而需要企业自力更生。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上，信息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这个市场的复杂性，导致信息披露成为非常重要的环节。而目前的治理结构注定了从市场信息披露到最终决策之间不仅存在时滞效应，并且影响到决策的透明度，使公众无从知晓具体的决策过程，也就无法进行监督。
具体到产权结构上，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代理人都一心为公，难免会有人出于私利而觊觎国有资产，试图将它装进自己的口袋。这次国储局LME交易员和中航油事件中的陈久霖，都是利用国家资金投机，如果赚了钱，可以从中获取大笔红利；如果输了，却由政府动用公共资金埋单。收益与责任的不对称，激励了在境外从事期货交易的企业及其管理层的赌博心态。
在国企大转变和走出去的过程中，无论是管理层的激励还是监管部门的风险控制，都要掌握适当的火候。在监管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均不完善的今天，开一个口子就意味着这个口子会被挖得很大，从而很难控制风险。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是，除了继续推进股份制改革外，管理层还需要加强对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分析，并利用财务预算和财务控制的杠杆做到风险控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对国有企业海外资产的监管，加强对抗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也才能避免由于监督缺位造成巨额损失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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