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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几桩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案，像联想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海尔收购美泰，让整个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雄心。只是结局并不理想，后两桩交易都无果而终。这可能是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结局。国内企业也开始反思，对于向外直接投资是否做好了准备？
官方的回答是：还没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司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目前中
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条件，企业实力不强，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形成，缺乏国际经营能力，对外投资不可一哄而起，盲目扩张。中国应在关键领域、重点国家和重点项目上突破，包括能源、农林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基础设施、工程承包等。这样的劝告不无道理，但政府在真正制定政策的时候，对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似乎应当审慎一些。
有权威人士预计，未来5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进入高速发展期。事实上，今年头三个季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就比去年同期激增138%。按照中国企业喜欢随大流、赶热闹的“群羊”心理，随后几年，确实有可能出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年翻一番的壮观景象。有人担心放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口子，将会导致国民财富流失。其实，资本只有获得利润才有价值，而只有允许企业自由地到境外直接投资，扩大企业自由选择的范围，企业才有可能获得更多利润，这些利润自然会变成国民财富。
事实上，中国企业即使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大跃进，也远远不足以改变中国作为资本净流入国的地位：尽管引来广泛的眼球，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仍然处于幼稚阶段。统计表明，今年1到9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1亿美元，但同期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432亿美元，是前者的8倍多，而去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达到6000多亿元，中国企业的那点投资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今年中国企业几桩收购交易的遗憾结局表明，中国企业扩张的微观条件似乎不够成熟。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其管理水平、竞争能力恐怕都不能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企业、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企业对外大规模投资相提并论。企业文化能否适应外部的水土，能否适应国外的法律与监管环境，这些都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但以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学习能力，不难应付这些挑战，就像日本、韩国企业成功应付了挑战一样。真正的难题恐怕仍然是政府能否变革观念与体制。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强调吸引外部投资，而限制本国资本对外直接投资。现在政府恐怕应当反思，这样的限制是否严重侵害了企业的经营自由，是否阻碍了中国企业的发育成长，是否阻碍了中国改变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局面？
当然，政府之所以奉劝企业不应盲目扩展，可能是希望企业控制风险，但企业的风险，企业自己最清楚。在目前阶段，究竟哪些产业、企业走出去较为可取，政府恐怕未必了了，只能让每家企业自己去尝试。不管企业走出去的结局如何，只要是企业自己承担风险，就不应当阻止企业进行这种具有制度创新价值的尝试。只有通过企业在这方面前赴后继的尝试，从中国那些有潜质的企业中才有可能成长出一批真正的国际级玩家。
这样的玩家很可能不是国有企业。在目前严格限制的体制下，对外直接投资的多是特定行业的国有企业。即使是私人企业，也只有在投资于政府圈定的关键、重点领域时，才能获得政府的批准。这可能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远不完善，一旦投资异国，监管更为乏力。国有企业天然不适合到境外进行风险较大的投资。至于政府试图引导私人企业投资于政府认可的关键、重点领域，让企业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则是给企业发展设置了一个障碍。
国外部分人之所以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企业近年的对外扩张，恐怕正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由国有企业主导并接受政府引导有关系。给予所有企业以投资的自由，或可消除外部的疑虑。其实，政府又何必让企业服从某个宏大战略？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不管是哪类企业、哪家企业在海外发展壮大，都是中国经济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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