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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不准备征收遗产税，目前还没有征收遗产税的计划。理由是：只有在对个人信息很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实施遗产税，但是中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尚有困难，相关信息很不完善，所以不准备开征遗产税(新华社11月13日电)。
因个人信息制度不完善，所以不准备开征遗产税——从这样的因果关系表达中，我们看到，有关方面显然是将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条件来考虑的。可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个人信息制度到什么时候能“自动”完善？而世界上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当初开征遗产税时，个人信息制度是否一定就非常完善呢？
我们知道，近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于1598年的荷兰，继荷兰之后，英国于1694年，法国于1703年，意大利于1862年，日本于1905年，德国于1906年，美国于1916年，都相继开征了遗产税。我不认为，这些国家当初在开征遗产税时，相关信息制度已非常完善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遗产税的开征，有力地推动了相关信息的完善进程。
笔者认为，与困难相比，我们更应该在意的是开征遗产税的意义。增加财政收入只是一个次要的意义，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税收的强制形式强化了财富的社会责任感，有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财富文化。而接受这种健康的财富文化熏陶，是中国财富走向良性发展和与社会和谐并存的必备洗礼。
当前，中国财富的走向大致可归结为：挣钱—奢侈—继承，最终导致下一代成了生下来就是富豪的公子哥。而西方财富的理性走向却是：挣钱—省钱—捐钱。他们信奉“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巴菲特“不给孩子留一个子儿”，盖茨大搞慈善事业。所以，当布什宣布美国政府计划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时，本该是受益者的美国富翁却联名上书，反对政府取消遗产税：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
遗产税是一个有力的政策导向，它告诉富人：财富越多对社会的责任也就越大；有利于促进富人在选择被动交税之前，通过主动捐赠的方式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价值；从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使社会更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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