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危险 何种机遇

　　翻开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流行病，都会给人类文明进程带来一次重大的变革。禽流感亦将如此吗？

　　文/特约撰稿 刘 晶

　　历经一个月全球媒体的高密度曝光，对禽流感疫情的关注，早已从世界卫生组织和政 府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的专家监控，演变为继“SARS危机”之后又一次有广泛社会参与的全球公共事件。

　　自从九月底，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大卫·纳巴罗以联合国禽流感事务协调员身份呼吁各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防范一场世界性流感大爆发以来，各国政府紧急行动起来，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配合，开始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反禽流感保卫战”。虽然禽流感的扩散目前仍处于人类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但疫情的发展仍相当严峻。除了出现禽流感的地区在不断增多之外，对禽流感高致病性的H5N1病毒在人禽之间传染，进而导致病毒变异成为“人流感”病毒的担心与日俱增。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已经出现几十例因与疫禽不当接触导致的人类死亡案例。10月27日，中国湖南省卫生厅报告该省发现了两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其中一例12岁女童已经死亡。经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死者和患者采集的标本进行的禽流感实验室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截止10月28日本文发稿，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还在等待中国卫生部的官方证实材料。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青海境内的候鸟群便已出现禽流感案例。与2003年SARS危机期间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吸取了SARS前期的公共危机管理上的教训，从一开始就实行了远较以前完善有效的疫情监控和沟通机制。自10月13日，卫生部、农业部联合下发《卫生部农业部关于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合作机制》规定，明确了未来防治禽流感等流行病中两部的合作协调机制，从而为有效控制禽流感在中国的传播蔓延做好了行政机制上的准备。紧接着，10月26日，正在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四次会议的温家宝总理对外界表示，中国政府对内蒙古、安徽等地发生的禽流感高度重视，并已经采取了四大举措控制禽流感的扩散：一、对禽流感地区的家禽进行大规模扑杀；二、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同时实施广泛的疫苗注射；三、采取措施，防止禽流感向人传播；四、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及时通报情况。同一天，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加拿大渥太华参加“全球预防流感部长会议”时指出，中国建立了公开透明的疫情通报制度。如果发生禽类流感疫情，由农业部向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以及社会公众进行公布；如果发生人流感疫情，卫生部则会进行及时通报。

　　在世界的其它地方，人们紧张的神经也没有松弛下来。在欧洲，各国都在忙着储备流感疫苗和药品。英国政府则敦促欧盟停止进口野生家禽，以防止从北美洲和亚洲的禽流感爆发地传入流感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早早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一系列组织和个人预防禽流感的指导手册，并且随时要求各国政府上报本国疫情。

　　每一次大规模流行病的爆发，人们都会把注意力集中于对疾病蔓延的控制和特效药的开发使用上。然而，翻开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流行病，都会给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带来一次重大的变革。且不说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所爆发的瘟疫直接导致了雅典的衰败进而影响到整个欧洲历史这样如此宏大的变革，单是19世纪以来的大规模流行病对工业社会和现代国家管理体制产生的影响，便早已切实影响到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了。因此，不妨暂且放慢对禽流感最新情况的关注，去看一看禽流感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又即将带来哪些更新的变化。

　　会带来一场新的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吗？

　　可以说，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每一次公共卫生体制的重大变革，都是源于某一种流行病的大规模爆发。根据医学史家卡特赖特和历史学家比迪斯的研究，英国是最早试图集中控制“公共卫生”并强制推行针对全体国民的卫生法规的国家。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英国开始了快速的乡村城市化运动，伴随而来的是旧有的农村生活方式愈加不适应城市化后的生活环境，缺乏公共卫生设施的城镇居民，还像以前生活在农村一样，随意的处理生活垃圾和粪便。然而城市中相对封闭、拥挤的空间环境，使得这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迅速恶化了这些新兴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没有经过任何循环处理的垃圾和人体排泄物，很容易污染到居民区内的公共水源，而在那个没有公共自来水系统的年代，这意味着一旦个别人体内的流行病源污染了生活水源，那么一场迅速扩散的流行病就再所难免。

　　这种令人担心的事情，随着1830年霍乱在欧洲大陆国家的爆发而变得迫在眉睫。英国政府担心霍乱传染到本国后失去控制，于是在《济贫法》的框架下，于1831年成立了由当时的枢密院领导的中央卫生委员会。果不其然，同年年底，霍乱便传入英国，中央卫生委员会在这场流行病面前起到了巨大的公共卫生控制和救济作用。然而，这还不是它最大的作用。1832年霍乱结束后，该委员会被解散，但是促成了英国议会通过《霍乱预防法案》。正是由于该法案明确了为预防霍乱而要达成的公共卫生治理目标，使得英国政府委派查德威克去调查城市贫民区中工人阶级的卫生现状，最终催生了影响深远的《对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以及查氏等人后来的一系列相关工作，不仅使得英国政府于1848年出台了《公共卫生法案》，而且促成了污水集中排放处理、洁净的生活用水供应等等一系列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基本要求的实现。而这一切有关现代公共卫生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其实都源于霍乱——这一流行病在19世纪欧洲的肆虐。

　　再来回顾SARS。SARS给中国公共卫生政策带来的显著变化，应该就是在法律法规上，改进了公共卫生应急救助机制和对外沟通、发布机制。SARS前期因信息发布不畅等因素导致了本来局限于部分省市的地区性公共卫生危机，最终演变成一场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秩序的全社会管理危机。这一教训，促成了2004年5月卫生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的出台，以及同年8月《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当然，果子狸从SARS以后，也从中国人的餐桌上消失了。

　　那么禽流感会带来哪些改变呢？从上半年发现禽流感案例伊始，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就面临着一个新的治理困境：按照部门职能原有的分工，人际间的疫病防治工作归卫生部主管，而家禽等动物的卫生防疫工作属农业部分管。禽流感向人类的传播过程，理论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三不管”。更进一步来看，这意味着在对禽流感的监控过程中，卫生部由SARS危机积累至今的部门法规和应急预案，如果想继续在防治禽流感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征得农业部的认可和协作。在禽流感面前，制度的冲突暴露无遗！

　　直到10月13日卫生部、农业部联合出台了《卫生部农业部关于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合作机制》，困境才暂告解决。假如这样的合作机制日后能够进一步深入并固定下来，并带动新一轮的公共卫生改革，禽流感的“功劳”不可抹杀。

　　禽流感对经济制度影响几何？

　　已经有专家预计，一旦禽流感像1918—1919年间的西班牙流感那样全球爆发，世界经济将面临高达几千亿美元的损失。不过，微观的来看，禽流感无论最终是否会在人际间大规模爆发，都会对一些产业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显而易见，受禽流感打击最大的是家禽养殖业及相关产业。家禽患病后消灭感染源的“连坐效应”，足以使其企业所有者顷刻间血本无存，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保险业如何在禽流感面前有所作为。

　　但现实并不容乐观。从欧洲的海上贸易产生的海事保险需求开始，保险业作为一种对冲可概率化风险的商业机制，具体到某一个险种能否盈利，取决于严格的风险概率计算和成本收益比较。一般来讲，禽流感如果传染到人体，那么理赔范围属于寿险品种，而如果针对家禽本身进行保险赔付，则应划归为财产险种。

　　目前，保险业普遍对禽流感可能造成的寿险理赔较为接受，而对于禽流感造成的财产险则少人问津。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前者的风险概率更容易控制，而后者一旦发生理赔，其范围很难进行事前准确的估算，保险公司从经营风险考虑，不敢轻易涉足。可以说禽流感为保险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临更大挑战的，自然是医药产业。因生产流感特效药Tamiflu一夜闻名的瑞士罗氏医药公司(Roche Holding AG)最近恐怕比较烦。按理说，Tamiflu是目前唯一对禽流感部分有效的药物，在专门针对禽流感的特效药研制成功之前，罗氏公司应该窃喜自己可以坐地起价，大发“国难财”。然而面对关乎人类生死命运的疫病灾难，罗氏公司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

　　首先是生产能力和道德上的压力。罗氏公司生产Tamiflu的产能不足，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不公开药品专利、继续独家生产的前提下，罗氏公司不可能立刻扩大产能满足诸多国家和组织的储备需求。事实上，为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罗氏即便可以立即扩大产能，它也没有动力去这么做。可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按照目前的储备速度，准备充足应对禽流感在人际间爆发的药物至少还要六个月的时间，但世卫组织的专家们担心，一旦禽流感变异成可在人际间传播的病毒，六个月之后恐怕什么都晚了。因此，各国政府已经开始谴责罗氏故意制造市场短缺，从中渔利，缺乏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和商业道德。

　　让罗氏更加担心的第二重压力，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制药企业自行仿制Tamiflu药物。印度、越南和中国台湾省都已经表示会准备自行仿制药物，并廉价提供给本地居民甚至出口给其它国家。这不仅会断了罗氏赚钱的财路，而且会令医药产业中的

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利益。

　　长期以来，国际上医药制造的先进企业，都会通过专利法来保护自己的药品配方不致被仿制廉价倾销。因为根据目前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定，药品的仿制需经过核准，且低价仿制药品须有特定用户群，通过严格限制仿制药品的商业经营来维护拥有药品专利企业的利益。现在，罗氏担心迫在眉睫的禽流感会导致国际舆论放松对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监督，甚至最终大幅度放宽仿制药品的规定。

　　禽流感会不会引起药品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松动，从而打破由少数先进制药企业把持的高端药品市场？这应该也是禽流感带给全球经济的一个悬念吧。

　　“风险社会”的全面到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著名的“风险社会”理论。贝克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情绪占据了大多数人的头脑，由此产生了人类自身对理性和科学技术盲目的崇拜和信任。然而，愈加深入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意味着人类社会面临的不可预知的风险就会越多。明显的例子便是核能的使用。在核物理学早期的研究中，虽然对核的放射性有一些理论上的认识，但人类还是迫不及待的将核

能源化了。包括核能专家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此后几十年，核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甚至是灾难：先是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污染事故，而后是大量极具放射性的核废料无法有效处理。现如今，核污染带来的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已经切实影响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可是回想一下当初，又有几个人预估到今天发生的这些问题呢？

　　今天，禽流感再一次向人们提出了“风险社会”的难题。已经有专家指出，造成禽流感大面积传播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人类为改善自己的餐饮质量，而进行的大规模人工饲养家禽，无形中导致了今天的恶果。

　　如同几年前的

转基因食品一样，禽流感迫使人类开始反思自身改造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才算是恰当的。风险社会的特征之一，是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在理论转化为劳动实践中自我生成并涌现的。一项科学技术在应用之前，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已经远非这项技术的专家所能独自预测估算的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进入21世纪后，西方社会理论界开始有意识的提倡一种“大科学”(big science)视角的社会理论，以分析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问题。简单来说，“大科学”指向的是一种跨学科跨分工的社会参与模式，一项技术应用可能对未来造成的利弊影响，将不再由技术专家一方进行描述，而必须通过媒介，放大成公共参与的政治话题，从多学科多社会层面的角度去审视、监控技术的应用，从而最大程度地化解“风险社会”的问题。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禽流感不再单纯是农户、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的事情，战胜禽流感必须依靠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参与。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思自己以往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让人类理性的泛滥不再能轻易伤害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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