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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近日表示，中国不准备征收遗产税，目前也没有征收遗产税的计划。原因在于，征收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很不完善，无法实施。这一技术性解释目前是有说服力的。不过，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即使未来克服了此一税收技术瓶颈，是否开征遗产税，仍需仔细考量。
目前民众对贫富差距问题非常敏感，舆论普遍希望通过税收手段缩小这种差距。但
稍加思考或许就会发现，人们所痛恨的“富人”，其实是那些通过灰色、黑色渠道积累财富者。而恰恰是这些富人，已将自己的财富隐藏起来或转移出去，遗产税不大可能对他们发挥太大调节作用。相反，真正受到影响的，将是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合法致富的人士。
而对这些人士，社会本来需要鼓励继续发财致富，这正是缩小贫富差距最有效的办法。关于一点，不妨看看各国和地区遗产税改革的趋势经验。中国香港特区立法会日前通过法案，决定从明年起取消遗产税。这种取消遗产税的趋势，已出现了二十多年，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及澳大利亚已在近20年里先后取消了遗产税；意大利及瑞典也已取消这一税项。布什的减税计划中也涉及遗产税，计划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联邦遗产税。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趋势？
取消遗产税可增加香港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令更多投资者在香港持有资产，带动更多资产管理业务在香港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使香港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取消遗产税尽管会令政府收入每年减少约15亿元，但由于增加了香港在金融资产及地产市场方面的投资，又可为政府带来更多印花税和其他税收，两相抵消，政府税收收入也许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征收遗产税，确实可以令富人对国家财政多做贡献，若政府财政安排得当，亦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有助于增加普通国民的福利。但决策者如果过分偏向单独某一个目标，最终会所得甚少或得不偿失。政府在政策取向上略微偏向于社会公平、致力于向普通民众提供某种最基本的福利保障，可能是必要的。但并不能因为追求这一目标，而损害其他目标，比如影响经济增长。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提高国民福利、减少贫困的根本途径，仍然是社会的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的诸要素中，资本积累及有效的运用，具有根本性意义。而富人的资产大多表现为资本，或者将会转化为资本。征收遗产税、尤其是高比例的遗产税，其实是将一部分本来可转化为资本的资产，变成消费性支出，从某种程度上将会侵蚀经济增长的基础；同时，它也会降低中国对那些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的吸引力。
因此，缩小贫富差距绝不等于停止发展，专注于对现有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制度变革，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保障所有人平等地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以此确保经济的长远平稳增长，同时也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很多国家开征遗产税的另一个依据是伦理性的，即借以实现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起点平等。但是，由法律之下的权利平等、到机会平等，再到起点平等，以至于结果平等，其对于社会正常发展的正面作用，是呈现递减趋势的。
若存在不平等，政府自然应当首先致力于解决权利的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平等，事实上，目前的贫富分化或者人们对于贫富差距的不满，也主要是权利的不平等造成的。
当然，遗产税终究是一个重要税种，尤其是，这一税种现实的财富状况调节作用不大，但又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因而，对这个问题，公众自可深入论辩，全国人大也可就此召开听证会。但在讨论时，恐怕需要人们明智地理解增长与再分配的关系，理解平等与自由、财产权等价值的关系，理解家庭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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