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锋

　　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上述观点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李剑阁提出来的。11月9日，《北京晨报》报道，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李剑阁认为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引起了国人的广泛讨论。

　　对穷人具有实际意义的关心，在经济上落实到实处，核心的问题就是工资增长。在现有经济状况下，主张工资增长不存在什么“工资提得太高”的可能性。并不是工资越低越吸引外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自身拥有庞大的市场，这才是吸引外资最关键的所在。

　　穷人工作机会增长的根源，在于中国自身市场的发育。而市场的发育基础不是外资消费，而是内资消费，在于国民消费的增长。

　　——11月10日，顾则徐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观点。

　　然而，以低工资换高投资是我们不可更改的宿命吗？主流经济学家老是担心咱们工人的工资不够低，生怕吓走国外投资者。低工资固然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但这样的工资水平是否低得合理，却是一个必须仔细研究的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说要关心穷人但不能鼓吹提高工资，正好似对营养不良的饿汉们说：我们当然要关心你们，但不能让你们吃得太过，否则你们都会一个个得上糖尿病，那样会比营养不良还可怕！

　　——11月10日，《燕赵都市报》发表毛飞的看法。

　　“廉价劳动力优势”让投资者不愿更新技术、不愿投入研发，没有人工成本压力自然也就没有发展前进动力，这走的是一个恶性循环。显然，涨工资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否则，难道我们准备吃一辈子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吗？要知道，大量廉价劳动力存在的国家，同时必然是大量穷人存在的国家，而大量穷人存在的国家绝对不是我们“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11月9日，舒圣祥发表署名观点。

　　·读者论坛·

　　“冰火两重天”

　　的中国金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不仅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且自身生存能力也不强。1993年以来，中国农业信贷规模占全国信贷规模之比在3.1%和5.3%之间，这与农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极不对称的。乡镇企业信贷市场也存在着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呈逐年下降趋势。

　　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不足，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加大；但“贫血”的农村经济还在继续为城市“献血”。长期以来，农村资本供给城市，对城市工业化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2003年，8000亿元

邮政储蓄存款中60%以上来自农村，由于资本的逐利性，金融资源不断地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导致农村金融空洞化。金融资源的匮乏必然影响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农业先进技术的引进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产增收的难度继续加大。于是出现了一面是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匮乏，一面却是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大规模转移，可谓是“冰火两重天”。这暴露出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滞后性和不合理性。

　　目前，正规金融机构如国有商业银行不断从农村地区撤出，金融供给日益减少：国家对非正规金融的打击，导致农村金融供给更加窘迫。就市场准入来讲，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是由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垄断的(

邮政储蓄只存不贷)，不具有真正的自主权，且金融产品单一，大大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效率。农村金融利率形成机制也不尽合理，虽然农信社的贷款利率可以在官方利率上浮动，但只是在服务“三农”前提下向下优惠浮动，更何况，存款利率仍然是官方利率。

　　

武汉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银行专家邹恒甫指出：金融发展程度的高低将影响收入分配，中国农村贫困地区长期落后与当地金融发展低迷有很大关系。农村金融各局部市场存在着供给远小于需求的情况，从根本上阻碍了农村金融资金配置功能充分发挥，农民收入分配也随之受到影响。实现金融市场现代化，特别是农村金融市场的现代化，不但会促进农民收入分配的合理，而且还将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现有农村金融体制已迫在眉睫。改革农信社、农业发展银行及农业银行的产权和法人治理结构，重点吸收法人股东甚至战略投资者，逐步过渡成商业银行。政府应把非正规农村金融组织纳入到地方金融体系中，使农村金融服务向多层面、多样化的方向演变。

　　读者 李晓敏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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