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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东京
民主原本不属经济学的范畴，可上个世纪由于布坎南等人的介入，它便成了经济学的课题。在制度经济学那里，民主与投票差不多同义。因为在政治领域，民意的表达通常就是让公众做选择，而公共选择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投票。所以在经济学家看来，民主是否有效，与投票规则直接相干，谈论民主，需得先从投票规则说起。
说到投票规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致同意”，讲通俗点，也就是一票否决。小到一个团体，大到一个社会，对某项决策，必须全体通过，无一人反对。遗憾的是，一致同意固然很好，但代价却很高。市场社会里，人们利益各不相同，一项议案，要征得所有人的同意，就得花大量时间去协调。如此旷日费时不说，糟糕的是那最后一个怀疑者，一旦意识到自己一票有决定乾坤的威力，那么，他就有可能以投反对票相要挟，去敲诈那些支持议案的人。通常的情况是，在马拉松式的讨价还价中，大家达不成任何协议。
由于“一致同意”成本昂贵，于是人们转求其次，降低“同意”的百分比，把100%的同意，降为80%，甚至51%，这样就产生了“多数同意规则”。与一致同意相比，多数同意无疑可以节时省力，但由于决策可以在有人反对时通过，就使民主具有了某种强制性。比如，你原本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不赞成军备扩张，但假如你只是少数派，那么就必须和那些鹰派人物一样，为军备扩张纳税，为了别人的选择，你得掏腰包。“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也指出，在循环投票的情况下，哪个方案最终被通过，不在于能否以多数通过，而取决于投票的次序。假若有谁能决定投票的次序，那么他就左右了投票的结果，
其实更麻烦的是，多数人同意，未必能真正反映多数人的意志。“多数”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多数人中的多数；二是少数人中的多数。一项决策，若是由多数人中的多数作出无可厚非；但要是由少数人中的多数决断，就要另当别论了。有一个修桥的例子：南方某村为了方便人们出行，经村民集体讨论决定在河道上架桥。但至于造多大的桥，却由村里的几个头头做主。村委会7人之中，平日有5人坐车，2人(团支书与妇女主任)步行，于是在商量造什么桥时，5人主张造过车桥，2人同意造人行桥，最后村委会投票，以5：2的比例，决定造过车桥。此一决定虽以压倒多数通过，但显然没有代表全村多数人的利益。
经济学讲民主失灵，通常就是指这种情形。但笔者以为，一致同意不仅是由于选择成本过高而失效，而且即使在低成本下达成了“一致”，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以官场为例，官场就不乏这样的人，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对这些人搞起民主测评来，满意率往往100%。可这样的人，充其量是些“好人”，绝对算不上“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很难不得罪人。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谁也不得罪。不得罪人也不办事，这样的人，自然不是称职的“好官”。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一个人要是做事太多，肯定就会得罪人，得罪人就会丢选票。你若要打击假冒伪劣，那么那些制假贩假的，自然对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扒你家的祖坟。试想，将来一旦搞起海选来，你的这些冤家对头，咋会投你的赞成票呢？可若你为了追求满意率，该做的事不敢做，该坚持的规矩不坚持，那你又算得上什么好官？这的确是一个两难悖论。其实，古往今来，好官都是有人反对的，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好在我们的社会，好人毕竟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如有8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假如有了100%的满意率，相反只能说明他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民主失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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