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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让没有承担能力的弱势群体承担改革成本是极其危险的。其后果绝不仅仅是“产业会被转移到越南”那么简单，可能会诱发社会动荡，导致改革半途而废，因此这也是对改革极不负责的一种态度
如果说，2004年夏天“郎旋风”的不期而至，迫使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全面转入防御，陷入不得不为自己辩解的窘境的话，那么随着顾雏军的锒铛入狱，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防线就开始全面崩溃，连辩解的声音也没有了。前两天，香港教授丁学良横枪立马、喝退千军就是证明。在这样的局面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以主流经济学家“后卫”的姿态，在且退且战中杀出的一招“回马枪”，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李剑阁是用一个明显的威胁来展开自己的反击行动的。他说，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贫富差距极大的情况下警告防止“平均主义”，李剑阁的立场不可谓不鲜明，这一点暂且不论。我想问的是：一直以来，难道不正是一些经济学家在大力鼓吹不必拥有自己的品牌和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只要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一切OK了吗？难道不正是在你们的大力推动下，在许多国内的幼稚产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盲目开放市场，使它们遭遇了灭顶之灾吗？难道不正是你们一直在宣扬“只求所在，不求所有，民族工业是一种过时陈腐的概念”吗？现在国家因为贯彻了这些理念而陷入了一种被“锁定”的状态，面临困难的抉择，你们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思、愧疚和自我批判精神，也不提出任何亡羊补牢的方案，反而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说这种威胁意味十足的风凉话，你们真的认为自己不必对目前的局面负任何责任吗？
李剑阁是用“改革必须付出代价”来作为自己全部立论的基石的。
我承认，制度的变迁总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一点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来承担这笔成本？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应该由不同的利益阶层轮流来承担成本，而现在是让那些在改革中获益的阶层承担成本的时候了！
回首二十多年的改革道路，我们会发现是这样一些阶层首先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国有企业的工人承担了国企“改制”的成本，下层民众承担了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的成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自身的“廉价”承担了“世界工厂”的成本……等等。由于付出了这些成本，中国经济出现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一部分人不仅先富起来了，而且富得惊人，使中国成了对奢侈品厂商最具诱惑力的市场。因此，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使改革获得新的动力的角度来看，都应该由这些获益阶层分担一些后继改革的成本———也无非是多交一点税，提高一点工资罢了。
继续让这些已经没有承担能力的弱势群体承担改革成本，是极其危险的。其后果绝不仅仅是“产业会被转移到越南”那么简单，而是可能会诱发社会动荡，导致改革半途而废，因此这也是对改革极不负责的一种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和“和谐社会”的构想，才是真正对历史、对改革负责的态度。
李剑阁杀出的这招回马枪，力度非常大，但大概因为是在气急败坏的情况下使出的招数，所以不够漂亮，露出了在立场方面的破绽。这让我想起了刚刚看过的电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中的一句台词：“咱们俩不是一个阶级的，当然现在不这么说了，但实际上就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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