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家可能是穷人 但也不能以仇富为己任

　　董少鹏  

　　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近期提出，“国内只有5个合格经济学家。”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法与2001年胡祖六先生所云“中国只有12个上市公司值得投资”一样，均有过激之嫌，大可不必完全当真。

　　然而，站在人均GDP突破1000亿美元的历史门槛上，对国内经济学家现象予以反思，对其数量、品质以及生态进行讨论，有利于完善良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智力支持机制，并非没有必要。

　　经济学界的不良表现主要有：

　　一、经济学家对关系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的事务，如医疗、养老、教育、三农等关注不够，而是一窝蜂地把注意力聚焦到国有企业改制、四大国有商业

银行改革、

证券市场改革等热门话题。

　　当然，上述所有话题都很重要，需要下大力气研究。但在实践中，经济学家过于追热门，而把其他一些重要事务放置一旁。

　　二、即便讨论前述重点改革问题，一些经济学家也缺乏科学态度，为追求在报章上的轰动效应，罔顾改革全局和国家整体利益，拼命搞“语不惊人死不休”。

　　丁学良教授描绘的“怪象”是存在的：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一些经济学家自封“社会良知化身”，“路见不平一声吼”，但其发言却不是基于科学。这种做法客观上制造了思想混乱。如此，一些错误建议被采纳，还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决策失误。

　　三、一些经济学家游离自己的社会定位。或者热衷于做“飞机演讲家”，各省巡游挣讲课费；或者搞“互联网信息总汇”，不做一线实地调查研究，就拉几个小弟组成课题组，归纳演绎“成果”；还有的只顾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这样的专家学者，其实已经丧失了做学问的良知，也难以真正成为为社会服务的经济学家。

　　出现上述问题，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初级阶段，转轨经济的特征仍然比较明显，经济学家们作为基于如此经济基础上的一个群体，无法超越这种初级性。同时，我国也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针对经济学家的社会评价体系。经济学界出现某些精神紊乱也是必然的。

　　应当承认，即便一些学者身上存在令人厌恶的问题，也不能因此否认整个经济学家群体的贡献。国内经济学家基本上仍是一个健康的集体，他们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所做的智力、学术支持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不难看到，一批活跃于各个岗位上的经济学家，他们或者闻达于市井，或者至今默默无闻。但他们共同的特征是：紧紧围绕国家和人民急需解决的重大经济课题，以朴素的学风和兼顾中外经验的政治把握，寻找和坚持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解决之道。

　　由于社会经济处于转轨时期，经济学家职能定位模糊，一些不够称为经济学家的一般研究者混杂其间，一些靠营销自我成名的学者替代了经济学家应有的位置。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些背离经济学家本质的先生女士们，还是应该从经济学家队伍中“分流”出去，还原其应有定位。

　　真正的经济学家是讲求独立的，他不应为生活所迫，也不应为不当利益所诱。同时，如梁小民教授所说，经济学家拥有独立人格，但并不能将独立人格理解为是反政府、反体制，对什么都一批到底。一个经济学家可能是富人，但他不该当富人的代言人，以维护富人利益为己任。

　　一个经济学家可能是穷人，但也不能以仇富为己任。他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只能是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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