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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之后，《中国青年报》近日的一项专题调查又显示，丁学良的说法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该专项调查还显示：14位主流经济学家中，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仅有朗咸平和吴敬琏两人。此外，对于“学者发表言论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问题，58.0%的人选择“学术立场”一项，38.2%的人选择了“公众立场”，但高达69.7%的人认为学者发表的言论根本是站在“利益集团立场”。
无论是丁学良还是参与调查的公众，似乎都默认了这一思路：中国之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乃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学家不仅丧失了其学术立场，而且放弃了公众立场，转而成为利益集团的依附，或者服从于自身的利益。形象地说，公众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是“为民请命”的英雄，而现实社会中，经济学家却成了“伴舞女郎”，献媚于利益集团，从中获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看来人们之所以指责经济学家，实际上并非认为他们不能为“利益集团”说话，而是他们没有为一般老百姓这一利益群体说话。而实际上，经济学所应遵循的是学术自身的理性，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人类与社会的进步，它并不必然会倾向于哪一种利益集团，自然地也不一定会站到一般老百姓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的“学术立场”与所谓“公众立场”并不必然一致，或者并非如此直接地影响某一群体的利益。要求经济学家预设为这部分或那部分公众说话，其实都偏离了经济学的严格定义。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学家纷纷抛弃学术追求，加入“伴舞女郎”队伍的现象呢？对此，最近出版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有精彩阐述。该书作者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指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知识分子的权威得到一种信念的支持，这种信念认为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在21世纪，传统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让位给了更务实、更讲求实效的人，其工作不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许多知识分子发自内心地接受了与他们的活动相伴的实用主义，并坚称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原因正在于此，当知识分子普遍地自我祛魅以适应当代经济社会之时，公众还遵循着古老的学术法则对其提出近乎偏执的期望，因此难免遭受深深的失落。
不防将眼光放得再宽泛一点，现实社会中又何止经济学家才“道德沦丧”，何止只有经济学家才那么疯狂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严格来说，中国又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所谓学者的庸俗化，并非仅出现在经济学家群体身上，而是一个具有时代普遍性的现象。
富里迪还提到：“知识越来越被视为技术性操作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智慧的成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现代主义者让-弗郎索瓦·利奥塔才能宣布‘教授死亡’。”仿照这一说法，公众大可以给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家提前下达一份“病危通知书”。难道一定要将自己的利益依附在这些人身上，然后哀怨地注视着正在参与资本瓜分狂欢节的他们？
当然，宣布经济学家“病危”的本意是，公众应当为自己的命运寻找出路，至少不应盲从于经济学家的“权威”。或许，到了那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会很失落。
顾 昀 (上海 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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