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是学者制造的伪命题

　　“仇富心理”和“饶恕富人原罪”是个别学者制造出来的假命题，是有意识地为官商勾结、违法乱纪的少数人利益辩护的。先用“富人原罪”，不分合法与非法，把发财致富的所有人都描绘成有这样或那样的“原罪”，然后套用上帝“饶恕原罪”，为少数偷税漏税、官商勾结的不法行为进行诡辩，把真正勤劳致富、奉公守法的富人也打入了“原罪”的圈子，压制了勤劳致富的大多数人的发言权，让他们不敢公开声明自己是干净的，因为你要自我表白，就用“原罪”的大帽子压你，抓住你的某些缺点作文章。

　　如果民众不满意，他们就会说，上帝“饶恕原罪”，为什么不能“饶恕富人原罪”。如果不接受某些著名学者“饶恕富人原罪”的观点，他们就会用“仇富心理”进行批判。这样无论贫富，只要你坚持公平、正义，某些著名学者就会用诡辩论来对付你。现在，我们请大家看一个实例：

　　某著名学者曾表示：“在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中间，知识分子、学者应该超脱所有利益集团，应该对社会负责。所以他的独立性、他的批判精神，他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不光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

　　这位学者的所谓“独立性”，也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维护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这位学者说：我们都强调保护合法产权，而不能保护那些通过非法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如何看待“不干净”的资产？……在我看来，原罪的提法是感情和道德判断多于理性分析，到底什么是原罪，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准确的定义。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人们谈到原罪时，隐含的意义有两条，一是不符合现有法律，企业家的财富积累与现有法律相冲突；第二是积累财富的手段违背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原则。这个理解是否可以作为原罪的定义，我不能确定，但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总要先有一个定义。讨论是不同观点的交锋，然而对不同观点的判断需要一个共同的基点，这个基点就是定义。

　　这位学者还用小岗生产队20名社员私下订立了大包干分田到户合同，作为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并没有根据当时的政策和法律追究这些社员的“原罪”，试图证明不能因为“资产的积累带有‘原罪’的性质，否定这些资产的积累”。事实上，这种推理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大包干分田到户合同”主要是政策性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文革时期批判所谓“三自一包”是因为1960年后出现了“三自一包”，这证明了“三自一包”在上世纪60年代的合法性。因此“大包干分田到户合同”是对文革的否定，是恢复上世纪60年代“三自一包”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作为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并没追究，不仅没有追究，而且还提倡。这是拨乱反正，恢复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政策。

　　第二，从1950年直到现在，我们的法律规定：贪污、走私、偷漏税、行贿、受贿、扰乱金融秩序违法犯罪，这些维护社会公正的法律，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变，所以法律不保护非法的私有财产，所以宪法明确地强调“保护个人合法财产”。

　　第三，法律与道德有联系但还有区别，用非法手段发财致富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违法的。

　　这位学者所谓饶恕“原罪”的论调，是对法律和社会公正的公开挑战。因为大多数民企是守法的、或基本守法的，大多数人是勤劳致富的，违法的是少数人。这是我们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此饶恕少数人的违法行为，是对大多数人的不公平。

　　某些经济学家，为所谓的“原罪”进行辩护，批判所谓的“仇富心理”，是挑战广大人民群众的正义，也是对大多数守法致富、勤劳致富的民营企业家的不公平。

　　可见，这位学者缺乏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价值观念，他不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是维护大多数守法致富的民营企业家的利益，而是要为少数不合法发财致富的人辩护，尽管他用所谓“以历史的和前瞻的眼光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进行说教，笔者仍然认为，他是在为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进行辩护。因为无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观点看，大多数人是合法致富的，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出发点。

　　作者：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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