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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
“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高级研修班”近日在清华大学举办，30位拥有亿万资产的民营企业家齐聚清华，开始接受为期12天的封闭式脱产学习。这些据称是专为“草根浙商”量身定制的培训课程，12天课时就达42万元。本来，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功成民就的民营企业家大老远跑到北京去学习，犯不着我们说什么。然而奇就奇在，这些
“草根浙商”们的巨额学费竟然是“由浙江省政府出资”。
政府是公权力机关，其资金来源于纳税人，财政资金的运用前依预算，后要审计，且全程均需接受人大及人民的监督。由财政资金来给民营企业家的培训买单，不知道这笔开支有无在列入该省的财政预算？如是，该财政预算在接受人大审议时，难道就无人大代表质疑？如不是，浙江省政府则有向人大和公众说明的义务——人大同不同意是后话，总之程序先不能少。都说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哪有仆人花了主人家的钱，事先说都不说一声的道理？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政府虽握有国家的钱袋，但并不享有处置权。人大才有权决定政府的钱袋该花到何处。有人说，政府的钱袋来源于税收，而这些民营企业家也是纳税人，从个体来说，富翁们可能比其他纳税人向国家上缴的税收多得多，理应比普通人享受更多的政府服务。问题在于，国家设置税收制度的目的旨在通过二次分配平衡各阶层利益，调节日益悬殊的贫富。在政府面前，一个纳税百万元的亿万富翁和一个纳税一百元的普通百姓，都是身份平等的纳税人，因而也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纳税多的公民并不比纳税少的公民应享受更多的公共财政支出。如果可以将“接受再教育”视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则这一公共产品也应由全体纳税人公开、公平、公正地共同享有。
遗憾的是，由政府出巨资举办的这个“高级研修班”似乎远离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受益人上，它赤裸裸地公开自己的“媚富嫌贫”，甚至是“媚大富嫌小富”。它为巨富们“锦上添花”，却没见为贫民们“雪中送炭”。在知识成为经济的今天，巨富们因为政府的教育扶持而将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普通民众则被排除在这可贵的机会之外。
如今是个知识经济时代，贫富差距的缩小离不开教育的支撑——正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的焦点问题。应当承认，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也应让贫富差距维持在一个适当的度。这个度，就需要政府以积极的的政策来应对和调整。
缩小贫富差距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多种因素，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教育的投入和产出比最高，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途径之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只有教育发展起来，提高人的素质，贫困家庭才能实现消除贫困和自我发展的目标。
然而教育毕竟是一项支出，而财政的资金又是有限的。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就需费心思量了。毫无疑问，相对于巨富们来说，他们在再教育的选择上比穷人宽泛得多。穷人因为贫穷又往往无力享受并不廉价的教育消费。如果政府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不对穷人给予一定的倾斜，穷人就很可能游离于再教育之外。
我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是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存在，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只有首先给占大多数的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才真正有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套改两句话来评述浙江这起“富翁培训，政府埋单”事件，那就是：富人的“锦上”可以添花，穷人在“雪中”更待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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