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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近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从长期的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或者说最大的风险，不是金融危机，而是失业的扩大。如果我们还按现在的“增长优先”模式，不断增加的失业人口可能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压力和挑战。
刚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从过去单纯
以增加GDP为出发点，变为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强化有关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因此，如何扩大就业面也是国内“十一五”时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发展民营经济，进一步放开对民营企业的限制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此前的一份统计表明，个体私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79年的不足1%增长到目前的三分之一强。目前，民营经济的就业人员达1.78亿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员的70%。其中个体、私营企业就业人员8000多万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员的三分之一。然而，与它们的就业贡献相比，他们的发展环境却显得很不相称。在政府服务、市场管理、金融服务、市场进入等诸多方面，民营企业的地位实际上仍然很不理想。换句话说，它们为国家分了忧，却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公平透明环境。因此，在新一轮的改革进程中，国内有必要对民营企业加大开放力度，降低对民营企业的税赋。其特点应该是：在一些过去未开放的重要产业和服务领域，对民企放开市场准入；取消对民营企业各方面的歧视性政策；向民营企业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或者是相关金融支持。
另外，在解决就业与再就业的问题上，也需要从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上着手。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但是这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不过，重化工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却极为有限，这些应该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在政策的制定上要首先考虑就业的因素。一方面，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取向，而以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等角度治理失业。具体来说，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信贷政策需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让这些部门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
目前，国内的失业统计并不包括农民，而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中国农村去年的就业不足人数高达1.6亿，占农村人口数的20%。因此，如何来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也是未来国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点。从当前国内讨论的解决方法来看，不少人将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城市化上面。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城市建设并不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城市化的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使农民在城里有长期稳定生存的手段，只有这样，城镇化水平才可能扎实的提高。这就要求国内尽快放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户口迁入的管制，逐步实行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证管理制度以替代户籍制度。需要扩大保障面和建立面向城镇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住房、就业、教育、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一方面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另一方面在农业内部形成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
总之，我们认为，解决失业及再就业问题是个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中的各个环节，在“十一五”期间，应优先考虑进一步解放民营经济，宏观经济以增加就业为目标，并且通过有社会保障的城市化为农民创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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