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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观念中，超生多发生在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恶性循环。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即“超生新贵”的出现。在城市的新兴社区中，很多不受“单位”控制的自由从业者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超生“庇护所”。更不必提演艺界名人或同境外人士结婚，就此获得某国“绿卡”，合法生育多胎；或者前往某发达国家生育，令一个又一个孩子自动获得出生地国籍。凡此种种，让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遭遇新难题。(11月7日《南方都市报》)
近年来，“生二胎”对一些新富阶层来说，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以往农村为了生二胎而不得不成为“超生游击队”的现象，在城市里已是“风光不再”。不少富人把多生孩子和拥有名车、华屋一样，看作是身分地位的象征，且互相攀比。不仅如此，在上海、浙江等地，富人圈里的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海归派等“新富”阶层，还流行以缴纳高额罚款和到国外生小孩等方法，让自己拥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它是以抑制个人的生育权利为条件来保证社会的整体权利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生育，是人的天然权利，是人生权利中重要性仅次于生命的一项。不论是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还是收入居高的富裕阶层，在“牺牲”面前尤其在人生最主要权利的“牺牲”面前，“机会”应该是“平等”的，不能让多数公民无可选择，而给少数有钱、有学历、有权势的公民多一种或几种选择。
目前，我国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对于超生二胎者，有关部门大多是采取行政和经济两种办法进行处罚。行政手段是由单位对超额生育者予以纪律处分，例如调职、降职、减薪等，经济手段则要求违反者缴交一大笔“社会抚养费”。一般的平民百姓和工薪阶层对动辄数千数万元的“二胎”社会抚养费，大多是望而却步，而少数新富阶层却把此当作“小菜一碟”。据媒体介绍，浙江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由于违法成本太低，加之法律的约束力过于脆弱，“富贵兵团”取代“游击队”便成了一种另类时尚。有专家提出，虽然目前少数富人的超生不会对整体的人口控制产生太大影响，但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却实在让人忧人忡忡——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加大了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据了解，一些地区就是当地基层干部和企业主首先违反计生政策，引起超生现象开始在当地蔓延。
可见， 在生育面前，作为国策，应一视同仁，切莫让“生二胎”成为富人炫耀财富、宣泄情感的“特权”。这不仅关乎公平，更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关部门应积极研究和细化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使之更加人性化，科学化，以此来防范富人阶层与计划生育政策叫板。
(作者：高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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