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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将自己的一伙人称之为“经济学家”中的“主流”(即“主流经济学家”)，怎么看都有点别扭，怎么听都有点刺耳，然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回应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言论时就说：“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正在面临压力”……细细想一想，若是“主流经济学家”这个“称号”能成立的话，那么就一定有“主流政治家”、“主流哲学家”、“主流法学家”、“主流教育家”、“主流社会学家”、“主流xx”，所以，这样一来，我们的学术界一定会“热闹”
起来，谁不想成为“主流xx”呢？谁又想让自己成为“在野的非主流”呢？当然，自称为“主流的”的人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无非有三个：一是抬高自己；二是妄想控制、独霸社会的话语权；三是贬低不同意自己学术观点的学者。
因为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也就不累赘了，笔者只是想说，在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队伍中能够得“真正的经济学家”这个“称号”的的确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当然，这并不是说笔者同意丁学良先生的“5个极限说”。
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确是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而且客观地说，在以下两个问题上非常有“建树”，非常有“贡献”。
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贡献”是：不失时机地，恰到好处地引进了西方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并大肆兜售之，在获得地方权力者的支持以后，在中国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将公有制中小国企“改制”为民营化私企的运动。为此，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大胆地“创造”、“发明”了许多公有制不行的什么“代价论”、什么“烂苹果论”、什么“冰棍融化论”、什么“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等，这种奇谈怪论一度控制了舆论界……于是中国的这种“改制”出现了世界上其它国家没有出现过的“三大奇迹”：一是本来生活工作好好的“4050代工人”在毫无发言权，毫无权利保障的情况下被推弃到了社会上，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沉重负担和社会问题；二是当中国最高层需要了解中小企业“改制”情况时，它居然已经完成了90%；三是因为中小企业的这种“改制”是用权力硬性实施的，且是在无序、失控的情况下进行的，暗箱操作的必然结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的国资流失和腐败行为。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第二个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在全力制造中国的“富豪层”问题上肯定是“舆论的积极鼓噪者”、“富豪集团利益的铁杆维护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广泛“联姻”、“结盟”已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不争事实。而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呢，为了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也纷纷一头扎进“权力资本”的“联姻”和“结盟”之中，成为这个“权力资本集团”的鼓吹者和代言人。请看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制造的舆论：“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曾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如此等等。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当一些贪得无厌的“富豪”将要出问题时，面临灭顶之灾时，我们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总会“挺身而出”，不顾一切地为他们吹喇叭、抬轿子。证监会对顾雏军及科龙电器调查结果正式公布：顾雏军等人及格林柯尔系有关公司涉嫌侵占、挪用科龙电器财产累计发生额为34.85亿元，涉嫌八类犯罪行为。我想，这涉嫌八类犯罪行为的34.85亿元决非是一日之功吧。然而，我们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怎么吹捧这个顾雏军的呢？将他吹成是“最高能力的人从事企业”。而在顾雏军出钱于北京召开的“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为了获得高额的“出场费”(“开口费”和“文字费”)，“挺顾”、“捧顾”、“吹顾”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甚至还有“权威部门”的“权威调查报告”。顾雏军和一些很出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联合演出了一场精彩的闹剧、令人捧腹的搞笑剧和使人厌恶的丑剧。
说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这“两大贡献”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使用“排除法”：即，按照我的观点，凡是做出了这“两大贡献”的“主流经济学家”，不管他们自己的感觉是多么的良好，又是怎么吹嘘自己，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家”。
那么，经过我的这样一“排除”，中国的“真正的经济学家”还剩下多少个呢？用孔乙己的话来说，就是“多乎哉？不多也！”
我还是坚持我在前几天文章中提出的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的“五个标准”——第一，要将经济学作为学问来研究，而不能将它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敲门砖；第二，不仅仅是“注释性”，更重要的是研究性、创造性；第三，对解决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经济问题有特殊贡献；第四，关心民众切身经济利益，善于社会调查，自己的屁股完全坐在穷人这一边，而不是跟富豪在一条战线上；第五，不畏权势，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是不是同意这个标准，若是同意的话，那么请你计算一下，包括你本人在内，中国的“真正的经济学家”究竟有多少个？！
还请李剑阁先生记住这样四条：第一，不必将自己及其自己一伙人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家”，在社会发展的今天，这个词已经带有贬义的色彩了。第二，只要“主流经济学家”在我所说的两大问题上做出过“重要贡献”，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第三，不能将对改革中的问题进行认真反思的人一股脑儿地称为“改革的否定者”，现在是什么年代啦，还这样横不讲理？！第四，俗话说“旁观者清”，从某种意义上说，“局外人”比“局内人”看得更清，看得更准。因为自己是“局内人”就想封杀“局外人”的批评这种做法，在前几年“主流经济学家”一统天下时还能行得通(因为有权力的支撑)，到了社会越来越民主，越来越重视“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就很是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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