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为创新主体需突破障碍

　　本报记者 杨兆敏

　　“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在技术方面主要是靠引进来带动技术进步，可我们的技术为什么一直落后，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投入吸收消化技术的资金太少。”11月3日上午，在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软科学组织处拥挤的办公室里，该处处长赵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赵刚告诉记者，与我们的邻国日韩比起来，我们的差距非常大。“一个调查结果表明，引进技术的资金和用于吸收消化的资金的比例，日本、韩国都是1:5~1:8，我们国家才仅仅1:0.07。”

　　“1:0.1都不到，真的是令人震惊。”得知结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一提起来，赵刚依然有些激动。

　　技术积累过程被打断

　　引进技术一度是

中国经济中最流行的一种发展方式。企业在总结自己的成绩时，几乎没有一个不提到引进了国际最先进技术。可是，当我们的企业陷入“引进技术，几年后技术落后了，就再引进”的“引进再引进循环圈”后，技术创新能力就只是一个嘴边的梦，说说而已。

　　不可否认，引进技术使我们快速缩短了和世界的差距，而且今后肯定还要引进，但是，引进技术有可能打断我们自己的技术积累的过程，打散我们自己的技术队伍。赵刚对中国的产业自主创新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说：“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核电产业。”

　　我们的核电技术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就起步了，在秦山一期、二期工程中都有自己的技术，等到上马大亚湾等核电工程的时候，引进成为一种潮流，“我们成套引进国外技术，结果，比我们起步晚了近10年的韩国，在我们引进第三代核技术的时候，已经能够和美日等国的公司一起，捆绑着参加投标了。”赵刚介绍。

　　他还痛心地说：“核电技术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结果，由于引进，我们自己的设计力量、生产队伍，因为拿不到项目，没有投入，没有生产、加工设备的机会，队伍散了，技术积累由此断档。”

　　“更让人着急的是，我们引进了国外的好几种技术体系，结果，基础原器件有不同的标准，工艺也不同，国内仅存的核电研究的力量因此分散了。”赵刚的语调越发沉重，“我们交出了市场，并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技术创新能力。”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检讨“市场换技术”策略的种种得失，并且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果自己不搞研发，技术都靠引进，那么，当一个国家主要的技术已经依赖别国的时候，必然形成各个方位的依赖。所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到“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赵刚说：“这是党中央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做出的新抉择。”

　　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障碍

　　自主创新企业是主体。这也已经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可是，在激励企业自主创新上目前还存在许多障碍，其中之一就是，企业进行研发要有资金投入，现有税收体制没有优惠政策加以激励。

　　判断研发水平的标准之一是研究开发支出的多少。有一个统计数据说，我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研究开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的平均值是0.7%，而按国际上一般标准，低于1%企业是无法生存的。

　　“我们现有的财税体制不支持企业创新。”赵刚说。据了解，美国财税制度普遍对企业研发投入采取税收优惠，企业对研发的投资直接作为成本列支，而不是作为资本性的支出。可是在中国，企业所有的研发设备的投入只要是固定资产肯定是交所得税后才能进行，连工资都有一部分要在企业所得税以后才能给发。

　　提高研发投入是一句很容易说的话，可做起来就非常复杂。承担风险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企业还得考虑投入能力，不是想投多少就能够投多少的问题。在企业所得税没有并轨之前，内资企业要负担比外资企业高得多的所得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宏撰文指出，前些年企业为了扭亏为盈而不提折旧，全国企业每年少提折旧1千亿到3千亿，年折旧率降到了4%，同期日本是11%～15%，美国是13%左右。“折旧是企业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在只有4%的折旧率的情况下还要搞技术创新，企业根本没有这笔钱。”

　　在没有能力做研发，同时技术水平又低的情况下，企业用引进技术来创造利润也是一种理性选择。“更何况我们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指标只是产量、产值、销售量等等，没有针对研发投入的考核指标，于是研发投入动力不足也就不足为奇了。”赵刚说。

　　对于国内企业靠引进国外技术来发展，本刊学术顾问北京大学路风教授曾经指出，当你不具备生产能力的时候，它会拿一些落后的技术给你，当你具备产品生产能力的时候，它会拿一些略微先进的技术给你，当你具备生产一些先进技术产品的时候，它会拿一些最先进的产品来压你。所以不要指望它们会给你好的技术。

　　产学研要以企业为主导

　　“当然，我们还是有不少企业在默默地做着技术研发，并且取得了非常了得的成绩。”因为工作的原因，对于创新的企业，赵刚了解得比较多，尤其是山东烟台丛林集团公司。今年3月份，该公司因成功研制超大型铝材挤压设备项目而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我国铝型材加工业领域，挤压设备和产品结构不合理是个老问题，中小型挤压机比重过大，大型特大型挤压机数量过少，并且大部分是1970年代以前的水压机，国内急需的大型高精度型材，几乎被欧、美、日发达国家垄断，需花费大量外汇进口。

　　“国家为此组织大型国有骨干企业，投入巨资进行的相关生产设备开发，却始终收效甚微。”赵刚说，僵局最后是由一个靠水泥起家，1993年开始涉足铝型材生产，1998年才涉足工业铝型材生产，在该领域只能算是刚进门的丛林集团打破：从1999年10月立项到2002年7月试车成功，万吨挤压机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便成功研制出来。有人评价说，“如此大型、高技术含量的设备完全达到国产化，这在中国重型机械制造史上尚无先例。”

　　业内一致认为，这套设备的研制成功，不仅使企业获得了技术上的先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我国的整个铝型材市场在国际铝型材市场中获得了更有力的地位，带动了国内其他企业相似设备的由进口到自主研发的转变，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延伸发展。

　　“其实当年丛林集团向上马这套设备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从德国引进当时最先进的9千吨的挤压机，结果因对方要价太高而作罢。企业又不想走合资生产的老路，于是只好自己干了。”言谈之中能够发现，山东人赵刚对来自自己家乡的企业多了一份亲切之感。

　　当然，丛林集团不是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的，而是丛林负责投资立项、总体规划设计，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上海重型机器厂、中航一集团第304研究所、中南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为协作方。

　　“奇迹是大家一起创造出来的，合作机制起到了关键作用。”赵刚说，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和组织者，所以，“该项目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组织创新。”

　　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之路一直被寄以厚望，现在各相关主体都具有了较强的市场反应能力和资金运营能力，科技创新与开发被当成各主体的战略重点。“这样的结果既带来我国科研创新与开发的又一轮高潮，同时也出现了与所谓创新主体多元化相伴的项目争夺现象。”赵刚说，对不同的知识创造主体，必须明确各自的地位与分工，才能形成协调一致的合力，推动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产、学、研的机制要真正发挥作用，企业的主体地位必须建立。”这是赵刚研究多个案例得出的结论，采访中他多次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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