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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郎顾之争”，把经济学家自打改革开放以来就有的光环“争议”没了。不久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一句“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又引起了舆论对经济学家问题的高度关注。11月7日中国青年报公布的民意调查，再次为这场经济学家的“贬值风潮”推波助澜。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搜狐新闻中心近日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学良
“不超过5个”的说法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两人郎咸平(31.0%)和吴敬琏(19.8%)，剩下的12人，包括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樊钢等在内，没有一人得到10%以上的认同率；(见11月7日中国青年报)
与媒体和舆论轮番的贬低相比，从“郎顾之争”开始，国内的著名经济学家们就选择了集体沉默，面对丁学良的责难和攻击，没有几个人给予正面的回应，估计对这次媒体的公信力调查，经济学家们也会绝口不谈。在笔者理解，他们的这般表现既有百口难辩的委屈，也是“咎由自取”的应该。
实事求是的讲，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学家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他们的理论赓续和建树，在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但是正由于身处经济改革的中心，对中国经济学界的评论会直接和改革的成败联系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从宏观上看，中国的高速发展也存在着许多突出矛盾，比如贫富差距的拉大，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指导理论上，过去许多年里始终在强调“效率优先”，经济学界的思路始终围绕着“如何先富”，并且要“富了更富”，由此使社会改革所创造的财富迅速的向少数人群集中。与此同时，有大批经济学家又不断对非合理的财富增加方式寻找理论根据，坚信只有这样才是解放思想。
客观的说，中国要告别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平二调”、“一大二公”，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来鼓噪群言，又怎能激奋精神。因此说，这些经济学家确实有点委屈。但为什么又说他们“咎由自取”呢？因为，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新一轮”改革时期，这一时期的改革，不仅要继续对计划经济的“告别”，而且要对20年来的改革成果进行“再改革”，重要任务不仅是保证“先富”和“更富”，而且要“公平优先”，“贫富和谐”。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一时期的思想理论任务，已经从财经系转向了政法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者如果继续抱残守缺，继续面向富裕阶层，拥抱利益集团，那么就只能被社会公信所抛弃。真可谓是“成也经济学，败也经济学”，经济学家不背骂名，谁来背？
这样说来，是否意味着经济学与经济学家集体落伍了呢？其实不然，如果经济学家能集体告别以增长方式带动效率提升的“富人理论”，转而关注财富分配的公平和社会公共责任，能像温家宝总理那样，多考虑关乎社会发展公平与和谐的“穷人经济学”，依然能够博得舆论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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