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夸大了贫富差距的危害 误导了社会情绪

　　撰文/仲伟志

　　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反腐败还将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公共需求，这就需要与之适应的公共产品服务，塑造更加文明与法治的现代政府。

　　来自中央政府均衡发展的政治主张，以及各个层面对改革的不同判断，使越来越多 的人对“有效调节过高收入”怀抱着高涨的期待。

　　但看到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的重点在于“济贫”，并没有考虑如何“劫富”，又有人大失所望：在个人所得税制度上小打小闹，穷人难以出头。这样的税改，显然无助于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无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毫无疑问，为了帮助那些没有从经济进步中受益的社会成员，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但是，我们似乎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上。有人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对低收入阶层有“菩萨心肠”，而对高收入阶层，则必须施以“雷霆手段”，进行财富转移。

　　与此同时，对富人进行道德批判、对为富人进行辩护的经济学家进行批判，俨然成为潮流。有人指出，对富人阶层的过分宽容，将导致中国越来越片面地追求财富聚集，而不关注下层民众的疾苦，并进一步导致中国社会意识的权贵化，贻害无穷。

　　一个所谓的富人阶层，突然间变成了市场经济中的少数。而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民主”现象：贫穷的多数有可能运用民主权利，合法到剥夺富裕的少数。所以说，富人往往是最害怕“民主”的。现在，他们似乎必须为一个已经有对立情绪的二元利益结构负责了。

　　但是，看待中国社会问题，已经不能使用这样简单的二分法。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矛盾是因利益扭曲所致，因此，化解矛盾必须注重社会利益调节。但是，意图用转移富人财富来调节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贫富差距问题，究竟是不是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诱因？显然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高收入的人群，一直是引领社会进步的力量，也从来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

　　其实，民众痛恨的是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所带来的灰色财富。过去，主要表现在利用“双轨”的价差来牟利、利用要素市场化进行“寻租”，现在，更多的表现为土地批租转让和资金信贷等领域的腐败现象。权力与资本合谋，对国有资产和社会财富进行肆无忌惮地瓜分，才是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我们似乎过分夸大了贫富差距的危害，从而误导了社会情绪，这样，就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纵观古代历史，政治关系一直主宰着社会生活，产权界定长期动荡不定，产权依存于政权走马灯一样流转。比如，当封建王朝更迭兴替，富裕阶层的大多数将随原政权而衰落，甚至沦为新王朝的穷人阶层。几千年来，循环往复，始终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个人产权制度。一个没有稳定而独立的个人产权制度的社会，政治权力必然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如此才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权贵化色彩，加剧社会心理的不平衡感，这样的历史传统，使我们的社会心理普遍存在着对财富资源配置的“革命化”倾向，在构建

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对这种社会心理基因予以警惕。

　　显然，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仅仅依靠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说，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反腐败还将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公共需求，这就需要与之适应的公共产品服务，重塑公开、透明、法治的现代政府，杜绝腐败，庇护穷人，保护私产，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产生，唯此才能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另外，我们还应该完整地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的表述，将缓解社会矛盾的着力点，从单纯的“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转到“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要求，而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一个长治久安之举，因为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

　　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刺激和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个群体的崛起可以带来巨大的国内市场。同时注重保护私产，这样整个社会都将从经济进步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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