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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
看到两则消息：一则是甘肃省渭源县县委副书记上书教育部，痛陈代课教师每月仅有40元工资的现状；另一则消息是农业部的两辆豪华大巴被破坏分子烧毁，每辆大巴价值100多万元(《京华时报》11月5日)。相信看到这两则消息的大多数人，都会与笔者一样感到震惊：既惊讶于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有人还这样贫穷，也惊讶于有人真是奢华，连上下班的班
车都这么气派。相信更多的人会被40元／月的工资标准震撼，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仍然贫瘠瘦弱的中国”。
两件事对比，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伦理缺失问题———即作为公平的正义，在政策制定层面缺席了。众所周知，任何公共政策都具有导向与激励的功能，它本应该充分体现国家意志。然而，事实却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成为少数精英与利益集团进行博弈的结果，广大公众在政策制定中往往只是旁观者，是沉默的大多数。这种政策制定模式造成的后果是，贫富分化加剧，影响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坦率地讲，我们把太多的改革成本分摊到公众的头上，而改革的大多收益却被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瓜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曾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对于缺少公平的政策制定模式，就必须进行修改和替换。
回到上面的新闻，40元和100多万元，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却反映出一个大问题，即公共财政问题。这是公共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任何公共政策功能的直接显现，就是对资源的分配问题。从新闻中我们已经读出，农业部有钱，而农村代课教师没有钱，一辆班车就相当于2000个代课教师全年的收入。这样的车还有多少辆，我们不得而知。其实这些钱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的结果，惟一不同的是分配额度不一样罢了。为什么财政分配会有如此大差距？很简单，买车的支出不需要经过纳税人的监督与批准。
要改变这种分配的不公，就必须转变公共财政模式，将财政支出置于纳税人(公众)的监督之下。如果这样，那些豪华车肯定是买不成的。这里的关键是谁来监督公共财政运作，经验已经表明，加强制度建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在目前情形下，体制内的监督有可能是低效，几年来的审计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就是证明。鉴于当下的困难局面，应该增加体制外监督的作用，如通过新闻媒体、听证会等形式进行监督。其优点是，低成本高效率，反应速度快，方式灵活，能够真实反映公众的声音。前段时间通过的个税修订，虽然只取得了很小的进步，但这一小步却反映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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