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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济学家之所以“面目可憎”，并非因为他们谋求个人利益，而是他们披着一心为公的外衣谋求个人利益。
11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该报就“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郎咸平(31.0%)和吴敬琏(19.8%)两个人。另一个调查似乎在与之互相印证：截至11月7日下午1点，在新浪网财经纵横的调查区里，对“丁学良
指责经济学者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话题投票的已达83816人，认可的79381人，占总票数的94.71%；不认可的只有1984人，占2.37%。
两份调查都是由丁学良的一次回答记者提问引起的。丁学良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他在10月25日当了一回“皇帝新装”里的“小男孩”，公开指责内地经济学家：国内像样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有的著名学者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大千世界，偶有惊世之语倒也不必惊诧，但公众94%的支持率就让人不得不寻思了：国内的经济学家咋就惹了众怒呢？如何才能给“众怒”消消气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虽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但《瞭望东方周刊》等媒体的调查却显示，伴之而生的，是一些经济学家与资本关系越来越密切，不是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就是身兼多家公司的顾问。稍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年收入过百万者大有人在，“比较差的”也有60多万。屁股坐到哪儿，当然就要帮人家说话。这年头儿，老是为富人说话，难免会让老百姓不乐意。
其实，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或许，在市场快速开放的过程中，部分经济学家靠近资本有其必然性吧。如此说来，扭转这种局面，不使之恶化而危害社会发展，也算是一个“必然”的责任。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中国的发展，需要“穷人经济学”。相应的，“穷人经济学”当然需要有“穷人经济学家”。但“穷人”显然无力掏钱供养“穷人经济学家”，“穷人经济学家”的大量产生，除了寄希望于学者的责任心和良心外，更需要政府“买单”。四处风光的“富人代言人”，有企业财团的资金支持，还占据着政府的科研经费，当然很风光了。我们的科研经费，有必要多给那些把更多目光投向平民百姓的经济学家，这有助于培养让老百姓满意的“穷人经济学家”。
毕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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