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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黎明
《中国青年报》近日的一项调查称，在我国最受公众信任的经济学家是郎咸平和吴敬琏，原因是他们坚守“经世济民”的传统，坚持学术守望。如果这一调查能代表多数人意愿的话，那么国内经济学界正在遭遇信任危机。
上周六在北大，这种不信任在蔓延，有人指责学者为企业代言，有人质疑学者担任独董的动机；而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几天前则批评说，内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足5个。
很多人要问：为利益集团代言者固然需要道德反思，我们又怎么看那些只埋头学问不关心社会的学者呢？
其实，吴郎二人受信任，其评判标准是经济学家的道德标准；丁学良的批评则偏重技术标准，即内地学者的学术素养。那么，我们的经济学家是要做兼济天下的人呢还是做独善其身的人呢？
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是严复翻译《国富论》时那个救贫救弱的年代，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薛暮桥等老学者为市场经济奔走呼号时，又一次带动了经济学家的济世激情。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家一直是“济世”者占主流，在公众心中，他们是“致良知”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也是睁眼看世界的人。因此，人们对于经济学家的道德诉求总是占第一位的。
当科龙的学者独董们在顾雏军出事后忙着辞职撇清时，面对一片骂声，学界首先面临的是道德危机，第二位才是学术危机。看来，经济学家们是该做点挽回公众信任的功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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