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还是卖药 形象工程还是公共卫生

　　“生存，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这句经典台词似乎正成为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现状的真实写照。北京的社区站运营状况一直被公认为是全国领先，但实际情况同样不可乐观。

　　北京：一家社区卫生站的生存纪实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北京报道

　　新一轮医改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据悉，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将成为新医改的战略重点之一。

　　在中国城市中，社区卫生服务站(以下简称社区站)并非新生事物，自上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它已经存在了近10年时间。

　　但被美誉为公众健康守门人的社区站，生存现状并不乐观：投入少、素质低、信誉差、生存难……

　　北京的社区站运营状况一直被公认为是全国领先，但实际情况同样不可乐观。有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北京市的四个老城区中，西城区只有2/5的社区站能养活自己；东城区只有1/10能养活自己；海淀区好一些，有一半的社区站能养活自己；朝阳区情况最好，基本都能解决温饱。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走访调查了北京地区的多家社区站，他们的境况差别较大，相比之下，一些对外承包式经营的站状况要好一些；而按照社区站的最初定位和模式进行规范经营的站，则困难较多，甚至有站长感慨说社区站的工作是“让好人伤心”。

　　社区站之职能：

　　服务健康还是变相卖药

　　10月的北京，云淡风轻。 老城区某社区站里，一位老人正在输液，年轻的护士陪坐一旁，闲闲地聊着。

　　当得知《中国经济周刊》要采访社区站的工作后，刚才还在一旁埋头工作的刘华(化名)站长情绪马上激动起来：“社区站的工作简直没法干，号称是福利性事业，但实际上做的是市场经济；既要经济效益，又要社会效益，可上面又不支持。这活太累了，好几次我都不想干了。可是要混吧，患者对我们又这么信任，良心上实在过不去。”

　　该社区站位于一个偏僻的街角，办公面积约100平米，门外车马冷落，行人稀少。“原来办公地点的地段好，就诊人次多，但我们付不起房租。没办法，为了降低成本，只好租了现在的房子。”刘华站长介绍说。

　　据了解，社区站的工作可以归结为“六位一体”—预防、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和保健，承担了政府公共卫生领域里的大部分工作。尽管承担的职能和责任巨大，但社区站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并不理想，更无法与大医院相比，社区站的这种先天不足，为其工作和经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第一年，我们天天下社区，给居民免费体检，一万多张化验单，我们一张张都亲自送到居民家里。”因为工作量大，站里的工作人员经常夜里10点多才下班，“女同志胆子小，走在路上害怕；没有公交车就打车回家，自己掏钱，没地方报销。”说起当年的工作艰辛，刘华站长依然唏嘘不已。

　　至于外出出诊的交通工具，就是站里的公共财产—自行车，仅有的一辆自行车已经骑到散架。

　　“患者到医院去，有五六个部门共同提供服务，而我们这里总共才五六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护士还兼着药房的事。”

　　采访进行中，站里采购的药品运到了，刘华站长抱歉地中断采访，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出去搬药、盘库。

　　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社区站刚成立时，经常搞健康教育等普及活动，刘华站长是主讲，后来站长喉咙得了病，还做了手术。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努力赢得了居民的信任，就医人次逐渐增多，”刘华站长介绍说，“一些患者本来在大医院看病，只是到社区站来输液，但看我们服务好，就转到我们这里了。如到大医院就医，通常仅排队就要大半天，而等到就诊时，一些不负责任的医生三两句话就把患者打发了。不像我们这里，要仔仔细细地将病情解释给患者”。

　　但对于刘华站长来说，市场化的大环境对他也不是一点诱惑也没有，“我一个朋友也在做社区站，仅拔牙、按摩两项，就占站里一个月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们从事的都是一些服务性项目，如查一次血糖才挣两毛钱，输液一次挣一块多。朋友笑我，说你老是输液打针，才能挣几个钱？可社区的的老百姓需要这些服务，我们不能不干啊。”

　　据刘华站长介绍，北京市好多社区站都实行人员外聘制度，包括外地的退休医生，但也一些社区站则是直接承包给外人经营，“他们瞎开，乱开，怎么挣钱怎么来，有的药方和药都不符……社区站可以赚钱，但不能变相成了卖药的！”刘华站长批评说。

　　社区站之收入：

　　工资医院发 奖金自己挣

　　刘华站长和同事的努力赢得了居民的信任，换来了社区站第一年数十万元的效益，但也因此招来了让他们气愤的事。

　　“原来医院(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看好我们社区站，给我们规定的提成比例较高，差不多有50%。但后来看我们效益好，他们便开始心理不平衡，把提成往下降，且不断地降，一直降到现在的不到15%。”刘华站长说。

　　据了解，社区站的医务人员的工资由医院负责发放，但奖金取决于自己的效益。“今年我每个月的奖金，最高时不到300元，最低时不到50元。人家在医院干，一个月的奖金比我全部的收入还多。”

　　刘华站长的不满还来自于社区站之间的对比。“好多社区站整天闲坐着不干活，冷冷清清的，没人去看病，他一个月的奖金为零；我拼死拼活地干，一个月奖金也就一二百元。你说有什么意思？”刘华站长为此与医院多次理论，但至今没有结果。

　　“午餐费也是个问题。以前根本没有饭补，我和医院吵了好几次，最近才给了，少得可怜，每人一个月不到40块钱，平均下来，一天都不够一碗面钱。”

　　社区站一直没有安装暖气，刚开始用空调，后来装了土暖气，但室内温度依然很低。“(冬天)看病时，我还得抽空到门口给炉子加煤，来看病的大部分是老年人，把他们冻坏了怎么办？”现在北京的天气一天天变冷，刘华站长很是发愁，“为这事，前两天我刚和院长吵了一架”。

　　据站里的一位医生介绍，刘华站长经常和他们的顶头上司——医院院长吵架，吵架原因很多，如让医院购买一辆新自行车的事，自从前一辆自行车散架之后，一直没有新车上岗。

　　社区站之最大烦恼：

　　领导要档案 老百姓要看病

　　“平时搞预防传染病讲座，医院的传染科不管，让社区站负责，一个月一次。而居委会又不配合，每次我们去社区讲课，还要买些水果什么的，给居委会送礼，否则人家不给组织。”刘华站长继续倒苦水。

　　为了建立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刘华站长和站里的医务人员反反复复爬居民楼，因为不是每一次都能找到人。而社区居民对公共卫生的不理解、不配合，让他们心理很不是滋味。“有的说我妨碍她做饭了，有的不让进门，有得干脆不理睬……都一把年纪了，爬楼就累得要死，遇上这些情况，心里更难受。”

　　但对于刘华站长来说，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这些，而是“领导的务虚”—“上级要求你建档案，可老百姓要你看病”。

　　刘华站长介绍说，他们负责的社区属于旧城区，居民老龄化严重，经济条件差，文化水平低。“说是预防为主，实际上医疗才是大头。每天接待看病的患者就忙得不可开交，可上级却看重你建没建病历档案，逢年过节还得慰问军烈属”，所有这些公益活动，领导都要求拍照存档，“假大空的成分太多。”

　　站里的医生也纷纷对《中国经济周刊》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建立健康档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劳民伤财”，大可不必。比如，户口虽在社区，但随子女住在郊区的老人；管辖范围内离社区站很远的老人；家庭困难，有病也硬抗着的老人等等，他们都不会到这个社区站看病，给他们建档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容易变成死档。

　　据刘华站长的经验看，一两千份的档案中，只有10%的病人过来看病。“就是为了领导检查时，方便，好看。”每次检查前，全站人员加班加点，填写表格，要花好长时间。“有的站一个月的流水，没我三四天的多。但上级检查时，他们的表做得比我们的好。他没病人，有的是时间去‘绣花’。所以，一遇到检查，我头就先大了三圈”。

　　据说下一次检查又快到了，刘华站长和一位医生的桌上都放着几本摊开的档案，趁着看病的间隙填写。

　　“唉，怎么着也得有人牺牲，”刘华站长叹口气说，“平时根本休息不了，压力特别大。去年全国社区卫生会上，一个广东的男医生委屈得都哭了。”

　　站里的一位医生用“崩溃”、“心力交瘁”形容自己的心情。“上面知道我们这种情况吗？上次XXX报的记者来采访，我曾问过他，他说上面知道。”采访结束时，这位医生认真地问记者。

　　(应采访对象要求，隐去社区站及其工作人员真实姓名)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遇到了在北京工作的山东姑娘夏艳，听说记者在做社区卫生站的报道，她要求记者一定写写她妹妹在社区卫生站遭遇的鱼刺故事。

　　夏艳妹妹的“鱼刺故事”

　　我老家在山东省安丘市青云花园小区，今年夏天回家探亲时的一天午饭后，我在监督妹妹做作业，发现妹妹不停地咳嗽，她说是被鱼刺卡住了。我以为妹妹不想做作业，在找理由，就没理她。谁知晚饭后，妹妹仍然不停咳嗽，我才着了急。因为父母不在家，医院离家又远，于是我就带着妹妹到小区内的社区站拔刺。

　　一位30岁左右的医务人员了解情况后，赶忙让妹妹坐下张开嘴。“哎呀，没有灯！”医务人员不得已拉着妹妹就着日光灯观察，然后决定拔鱼刺；“哎呀，没镊子！”医务人员不得已找了把医用剪刀；再次就位后，“哎呀，没有压舌板！”不过，医务人员最终还是“象征性地”拔了两下。妹妹站起来说疼，吐了一口，血出来了。

　　于是，我只好带着妹妹又跑到附近的另一家社区站，医务人员看了看，不敢拔。

　　无奈之下，我决定还是打

出租车带妹妹到县医院吧，在县医院口腔科，大夫检查后说没有发现鱼刺，并分析说鱼刺可能在晚饭前就自己掉了，“否则根本咽不下晚饭”。

　　说真的，从此以后，我对社区站是彻底失去了信任。其实，对居民来讲，社区卫生站的作用就相当于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人命关天，岂能当儿戏！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