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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 邹东涛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市场化的需要，我国经济学界大量引介流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西方经济学，并以其对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进行本土解释，以求得对自身问题的认识。事实上，从占世界人口1／5的国度里所发生的事件中得出的认识，必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认识如果能够扩充、修正或推翻现代经济学中的某一定律，那也是正常的。这
就提出了经济学的国民性问题。
从经济思想史看，理论认识无不来源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西方的学术是在解决各个历史时期的西方“问题”中演进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是对18世纪英国“问题”的有力回应。如果不是深入思考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斯密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巨人。我们现在有的文章，总是从西方学术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似乎不如此就不够水平。这实际是忘记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理论来源于特定的实践，理论的检验标准在于特定的实践，理论服务的对象也是特定的实践。
所谓西方经济学，不仅其理论的提出者是西方人，而且它是立足于对西方问题、对发端于西方国家且运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学说。作为一种认识工具，任何民族都可以学习和使用它，但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针对自身问题进行“适用性开发”。中国经济学者应该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也应该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担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因此，在发现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向本土。否则，我们的智力活动就既无益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也不会有大的创新。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相反，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成熟的认识方法与本土问题的有效对接，避免因用了西方的方法而忽视了对本土问题的关注。
任何一个普遍原理的学习，都是应用和在应用中学习的过程。普遍原理的应用过程一定是本土的。只有在本土社会里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才称得上是成熟的理论，掌握这种理论的学者才算是成熟的学者，才有可能发现本土问题的全球意义，作出全球性的贡献。中国的实践不同于西方，有关中国问题的认识不可能在西方问题意识上展开。反过来说，一个问题如果是重大的本土问题，也必然具有全球意义，即“本土性的全球问题”。
那么，本土问题意识从哪里来？从对中国现实的悉心观察而来。我们今天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高度复杂，快速变动。而作为西方经济学发源地的欧美国家，其市场经济已有数百年历史，基本变成一个“稳态社会”了。西方人关注的经济学问题，大多数在中国人看来是很细小甚至微不足道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在西方学术体系训练下，用西方学术的视角看待中国甚至评价中国人的是与非，既是学术的幼稚，也是学者的悲哀。
在经济学发展的长河中，一些基本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进，其含义也在发生变化。概念在形式上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但如果概念的接受者只尊崇这些符号，而不了解其背后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所蕴涵的问题，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代中国学者应该警惕，某些舶来的用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对我们自身问题的分析？我们提出的问题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问题？是按照别人的认识框架“憋”出来的问题，还是出于中国人切身利益需要“提”出来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学，是来源于中国实践、面向中国现实、服务于中国人利益的经济学。本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的规范化是平行的。思想与学术，二者“一个都不能少”。惟有如此，我们的理论才能是人类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外部理论的重述；当代中国人才能像祖先那样，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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