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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老先生在政协会上为中国农民叫屈:“农民生活在九地(地狱)之下。”这引来了毛泽东那一段著名的讽刺: “说共产党不了解农民,笑话！”。窘迫之下,梁漱溟大声申辩,毛主席你要有雅量。因是之故,后来有人将梁老先生称为“面折廷争第一人”。
毛泽东之所以当面讥讽老师辈的梁先生,并非是情急之中的一时之怒,而是因为毛泽东
对中国农民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自信。的确,在刚刚依靠农民取得政权的1953年,还有谁比毛泽东更有资格说了解中国农民呢？
揭开虚掩在中国革命上的各种现代符号,1949年中国革命的核心仍然是一场土地革命,因而,其胜利也是一场典型的土地革命的胜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土地问题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一直与中国的革命如影相随。正是因为洞察到了土地上的秘密,毛泽东才赢得了那一场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的胜利。无独有偶,20多年前邓小平先生所发动的那一场奇迹般的改革,也是从土地上开始的。但诡异的是,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消解,反而在进入新千年之后变得日益尖锐。2005年发生在河北定州的土地血案(详见《董事会》本期文章“定州土地血案调查”),就以一种刺目的方式凸现了土地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紧迫性。有心的观察家们应该已经察觉,定州案件只是近年来日益频繁的土地暴力案件中的一桩。换句话说,中国由土地争夺而引发的暴力事件,正在逐渐演化成一股汹涌的社会潜流。在这个意义上,死伤惨重的定州血案与其说是象征着这种土地暴力的升级,倒不如说将一个巨大的悬念推到了我们面前。一个不祥的幽灵正在舞动它熟悉的身影。莫非,我们真的又将面临一场土地的恶梦？
时下中国的土地问题是在中国迅猛城市化的背景中展开的。急速的城市化所引发的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导致了现有土地的大幅升值。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政府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 “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而如果我们将历史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万亩,以每亩地农民失去财富5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仅仅通过土地被征用一项,就白白丧失了近5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去的8000亿。
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一直存在,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城市化背景中的独特性在于,城市一方面将大量土地财富吸入了城市,另一方面又将农民从固有的土地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无所有的流民。这实际上是类似定州惨案的一系列土地暴力案件在近年来集中爆发的一个主要动力。
按照中国现有的土地法规,中国农民在土地承包中所获得的权利是相当不完整的。从1978年到现在,土地承包的实质内容虽不断演变,但农民的土地权利仍然仅止于农业用途的交易。换言之,当且仅当土地用于农业时,农民才具备土地的交易权利。然而,在农业比较效益极速下滑甚至出现负效益的时候,农民的这种交易权利正在变得越来越空洞而逐渐成为一种摆设。土地,作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不仅可以用于农业,也可以用于比较效益更高的工商业。而只有当土地被用于工商业时,土地的升值收益才能够充分实现。然而,正是在土地转换成工商业用途这个最为关键的交易节点上,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被毫不留情的褫夺了。依现有的土地法规,农村集体用地转换成工商业用途是通过所谓国家的“征用”来实现的。在这个以“国家”名义实施的土地征用过程中,中国农民得到的仅仅是按照农业用途评估的土地价值,即所谓青苗费之类的廉价补偿。面对强大的行政权力,农民毫无讨价还价的能力。显然,这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可以增进福利的“自由交易”。以“强买强卖”形容之,可能更为适合。颇为讽刺的是,在强买之后,地方政府通过所谓“招、拍、挂”等“市场”手段(更像是一种强卖),即可轻松实现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收益。这种土地制度安排等于宣布:拥有土地事实所有权的中国农民无权享受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升值收益,他们正在被一部过时的法律彻底挡在了现代化的门槛之外,因而也彻底被挡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外。本来就在人力要素上处于劣势的中国农民,在现代化的竞赛中,如果进一步失去他们在市场活动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土地资本,其被淘汰的结局几乎一望即知。这种后果不仅是非常不人道的,而且也是极其危险的。事实上,中国1990年代以来急速攀升的吉尼系数,就与中国农民土地权益的渐次沦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如果中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再不改弦更张,它就可能在我们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将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推向一个难以容忍的极端水平。当人口庞大的中国农民被剥夺了以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客体)身份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分化实际上就正在演变成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在这里,土地问题显然正在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如果我们不想遭到历史的报复,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戒慎恐惧。
行政权力对土地市场枢纽的控制,为中国土地的行政性配置留下了一个关键的“后门”。这种配置一方面造成了农民财富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在当下中国地方政府以“政绩”为主要诉求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些城市,地方政府甚至打出“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口号。土地资源这种不受监督的权力配置方式,正是造成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极其稀缺的国家中却存在大量土地浪费现象的罪魁祸首。在这个意义上,不断涌现的土地暴力案件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昭告了,中国延续多年的粗放式(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正在日渐接近其衰竭的终点。
邓小平以均分土地为主要特色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曾经为中国的改革提供过强大的动力,但其功能仅止于让中国农民从一个无所作为的农民,变成一个有效率的农民。邓小平土地改革的视界,局限于在农村范围内来解决农民问题。但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农民问题从来就不可能在农村范围内加以解决,绝大部分农民的唯一出路是做一个有效率的现代城市人。不管国情如何特殊,中国都不可能自外于这一历史进程。然而,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却使这一进程变得窒碍难行。这其实就是中国今天土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土地承包曾经创造的辉煌是属于邓小平时代的,它解决的问题也是邓小平时代的问题,在城市化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国土地问题正在发生内容上的根本转换。如果我们已经清醒意识到,我们再也无法从邓式的土地变革中吸取制度动力,那么,我们也应该同样灵敏地察觉: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一场新(土地)变革已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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