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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财政部发布数据称，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16392亿元，同比增长14.6%，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10.1%；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1%；全国财政支出12421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增长1.5%，地方财政支出增长20.9%。
2004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是30.6%。增幅回落主因是出口退税多退了1044亿元，加之进口环节税收低增长和证券交易印花税负增长。若剔除这些因素，按可比口径2005年
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应为21.9%。财政收入主要贡献者为流转税(增幅为20%)和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增幅为38.2%)。这反映出上半年经济交投活跃，企业效益与个人收入提高较快，经济仍显过热。
令人不解的是，与地方财政支出增长20.9%相比，中央财政支出增长为何只有1.5%？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某一项或数项财政支出在统计口径上没有归入“中央财政支出”项下，而由代征单位直接划拨到了用款单位。这种统计变动没有在财政部数据中得到反映。
重要的是，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21.7%，这种税收增幅高过GDP增幅一倍以上的发展态势，为财税改革提供了机遇。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迟迟未能付诸实施的重要原因，就是担心税收收入不稳定，财政难以担负起改革的成本。
从税改推进的程序判断，随着增值税转型在东北试点的经验总结，2006年中国将全面实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改革，此举有利于控制投资过快增长；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在降低名义税率的同时，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是必然趋势，但这种税法调整须经明年3月全国人大的审议。这两项改革将使内资企业的税负大幅降低。
农村税费改革进展顺利，免除农业税的省市今年还要增加，农民负担可望减轻。个人所得税体制改革已经呼吁多年，主要是提高免征标准，使个人税负更趋合理，此举对全国税收总量影响不大，但对提高个人特别是工薪阶层的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意义甚大。调整难度较大的是出口退税在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之间的负担机制，因各地对出口退税的负担比例不够均衡，致使退税资金难以及时足额到位甚至拖欠，应根据受益和校正溢出效应原则，确定政府间退税分摊机制。
亟待研究出台的改革是资源税和与环保有关的税收体制。转变增长方式即改变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长模式，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税收调整。过去一轮投资过热导致了煤、电、油、运紧张，核心就是强烈的资源渴求，这又导致资源进一步消耗。2000年全国煤炭产量10亿吨，2005年达到20亿吨仍难满足市场需求。应对资源征收高额中央税，而不应把资源当作国有股份投入国有企业，以致回复到资源使用的旧体制。对于日益增加的环保监督成本，环保税收显然是一条增收途径。
中国过去的改革导源于财政压力，现今的财政改革则协同着政府职能转型，公共财政对应于服务型政府。退出干预微观经济或直接投资以后，政府主要职能就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要求今后财政支出在结构上更加倾向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困难救助、科教文卫事业和公检法等社会基础“软设施”的建设。同时在政府转型过程中，财政应承担有关国企改制、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等系列改革的成本，保持社会稳定。
这其实是对“人本财政”理念的承诺。“以人为本”在财政支出中的具体体现，不但要求政府提供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服务，而且这种服务具有普遍公平的价值，尤其应侧重对一般民众和弱势人群的扶持，如农村的义务教育，困难人群的医疗待遇和求学就业机会。这种公共服务与公平价值应具有可监督性和可评价性，这要求财政的收支分类和编目细则采用国际上通用的语言，全口径地、透明地实时反映预算，满足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对预算的监督。
这也是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协调的财政体制。这种协调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管理权责的合理划分，反映了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提高和平衡地区间财力差异能力的增强，反映了政府财政管理层级的缩减和管理半径的扩大，表现为“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等财政管理模式的多样性。同时这种财政体制的协调功能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地方政府能够获得适度的税政权，以实现中央赋予的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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