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慧解决中国价格困局 中国需要提高议价能力

　　五六岁时，家里开过杂货铺，我放学的时候经常帮忙卖东西和进货，那时就懂得了一些规矩:卖东西时，要和周边商店的价格保持一致，太低别人会找麻烦，自己也难赚钱。而进货的时候，要找质量好且价格低的，要货比三家。

　　这些都是常识，只要是智商正常的小孩子，都懂。

　　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孩子成了一名财经记者，可我却发现中国的许多企业却连我五六岁时就掌握的“常识”都不具备，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价格的冰与火　　

　　在西班牙小城埃尔切，一双当地生产的旅游鞋价格在20欧元上下，最低8欧元。而温州生产的同类产品售价在5欧元，有的仅售3欧元，结果低价惹了众怒，去年，西班牙人一把大火把温州人的仓库给烧了。

　　今年，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巴黎工商会举行的“中法中小企业合作洽谈会”上说:“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可是，欧美却毫不留情地与中国打起了贸易战，对“中国衬衫”恶意有加。

　　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却是以“价高”闻名的。

　　以联想为例，其不仅以现金和承担债务的方式向IBM支付了17.5亿美元，还让IBM获得高达19%的联想股份。在交易中，IBM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退出了不盈利的业务，而且只给联想五年的品牌使用权。

　　而西门子把境况不佳的手机业务转让给明基(BenQ)时竟然支付2.5亿欧元补贴明基，并将西门子手机部门所拥有的全部专利转让给了明基。

　　中国企业在海外正承受着“价格”的刺痛，一方面商品销售价格冷如寒冰，另一方面，并购价格热如火海。

　　而这种趋势，正愈演愈烈，我们应该为“中国价格”警醒。

　　后工业化促成“中国价格”　　

　　低价卖出，高价买进，是中国企业傻吗？

　　其实很难用一个“傻”字概括，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很多企业已经精明无比。那是为什么？

　　也许这是今日中国的隐衷:后工业化促成了“中国价格”。“中国价格”就本质而言，是先工业化国家对后工业化国家的国家歧视。换句话说，是先工业化国家对后工业化国家新形式殖民剥削的经济学表达。

　　因为，中国企业销售商品的极低价格，是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唯一的方式；同样中国企业收购资产的超高价格，是中国企业获得资源唯一的方式。这些理由，无论是温州的一个小工厂主，还是TCL的掌门人都曾承认过。

　　“唯一方式”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后工业化国家无法通过殖民方式倾销商品和取得资源，除了价格，别无选择；二是后工业化国家没有垄断市场、控制规则、掌握技术的优势，即没有议价的能力，所以别无选择。显而易见，中国价格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力的剥削以及对企业发展的限制，中国价格体现了劳动力的不平等，体现了在国际劳动交换上中国工人的被动地位，中国工人要用40个小时的劳动时间才能与美国工人1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

　　当然剥削的现代语解释可以称为学费、成长的代价、自主性的惩罚等等。但是这“学费”背后充满血和泪的代价。

　　东西差异的实质是后工业化国家为了争得与先工业化国家平等对话的权力，而被迫集权以期获得规模与效率。

　　而国际贸易同样不等同于自由贸易，虽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交易行为相对是自由的(有时仍会设限)，但价格却不是自由的。

　　这就是为什么会存在“中国价格”。

　　议价能力亟待提高　　

　　“中国价格”目前正受到愈来愈严峻的考验。除了其他进口国施加的压力之外，中国出口企业也开始抵受不住生产原料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同时它们还要面对国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压力，中国加入WTO之后，政府扶助出口的政策将逐步淡出，而当退税政策调整时，这就意味着企业出口成本的上升。

　　而且很多企业也开始耐不住采购商的长期压价，《华尔街日报》早前刊出一篇报道，指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格兰仕抱怨美国的沃尔玛不断压价，令生意无利可图。

　　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中国价格”问题呢？

　　笔者认为，对国家来说，迅速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快科技进步是首要选择，控制了信息和技术，也就掌握了市场主动权。中国近年来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已经拥有低成本高效率发展信息产业和科技产业的能力。而对企业来说，了解国际贸易规则，提高自己产品的科技含量是提高议价能力的关键所在，这其实也是常识，但是有些出口企业就是满脑子“出口一件衬衫就能赚两毛钱”的短视。

　　胡锦涛主席刚刚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归来，那是一个富国的俱乐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让自身的地位备受外界重视，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背后，是带有被歧视色彩的“中国价格”。

　　中国要保持清醒，用智慧解决“中国价格”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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