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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67422亿元，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尽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2895亿元，同比增长25.4%，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但与其他因素相比可以发现，这仍然是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经济快速增长本是好事，但前提一定是要健康稳定，而且必须谨慎对待可能影响经
济稳定的诸多因素，尤其是过快增长引发的不稳定可能性。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提醒说，影响我国经济稳定的6个体制性因素之一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还不适应经济领域的改革，导致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的冲动”。两相联系，可以看出，尽管宏观调控力度不小，但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仍居高不下，与政治领域的改革缓慢不无关系。
卢认为，我国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效应”十分明显，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高峰，往往正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时间。现行干部选拔、考核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都存在明显缺陷，对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机制也很薄弱。在领导干部新旧更替前后，为了凸显近期短期的经济效益，急于树立政绩，往往新官上任三把火，制造另一种形式上的眼球经济，而规模扩张和追求数量与速度的增加则往往是优先考虑的方式，但由此造成的经济后遗症就很难规避。由此来看，经济的过快增长，投资的盲目增加，项目的混乱审批等不良经济现象的背后，更多的是不良的政治诱因和政治动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干部选拔，政绩考核体制的弊端。
政治文明，说到底是政府文明，政府文明说到底是政务文明，政务文明最终要公务员文明来体现。从此逻辑出发，政治改革说到底是改革政府，改革政府就是要提高政务质量和效率，最终还得通过改革公务员制度来实现。说到底，就是政府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就是如何更加科学公正地考核、选拔、监督和奖惩政府官员。
实际上，考察我们的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史，几乎每次经济变革要么是政治改革推动或带动的，要么是伴随着政治改革，要么是政治改革随之而来。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构成了互生互动的有机关系。政治改革过快过早或过慢过晚，都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改革，从而使政治生态环境与经济生态环境不能和谐，都会影响到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而考察我们的政治改革，对领导干部人事的调整在现实中远远多于对于人事制度的改革，比如出现一些奖励起不到正激励，处罚起不到反激励的人事安排，人事制度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还远未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人作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我们说要“以人为本”，那么体现在政治改革领域，就应该是在政府人事干部制度方面的改革，就是要把那些执政能力强、综合素质好的干部和人才通过更加适应经济改革和生产关系的人事制度放在最适合最重要的岗位和职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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