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敌人

　　本报首席评论员　邵颖波/文

　　科学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商业活动才能广泛地应用于人类的生活——如果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的第一次现代科学的繁荣景象相比较的话——这肯定可以算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们都记得居里夫人自愿放弃对于镭的专利权的故事，虽然在她那个时代也有很多商人表示出惊讶，但是更多的人还是理解她的这一举动多少带有 一点科学家的自尊。商业以及从事商业的人因为满身的铜臭味道而受到鄙视。

　　有意思的是，在那个科学呈现出罕有的爆炸方式之后的一百年中，尽管它更多地帮助了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更多、更伟大的成果，但是，和布鲁诺对于教会的抗拒来比，它在商业面前却变乖了，我们如今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科学研究都是由商业公司来资助的，很多时候商业本身也成为了科学研究者的引导，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比尔·盖茨先生从一位发明家变成世界头号企业家一样，在他之后的软件工程师很多都要受到微软公司的指挥。现在在世界各地，只有政府还在以国家名义担负着那些基础性或者是直接应该于军事项目的科学研究活动。

　　商业的繁荣与科学的发展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能够相互促进的话，原本就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哪一个方面起到主动的引导作用都无所谓。问题往往出在这两个方面同样都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在这样的环境中，商人以及商业活动往往会更进一步，达到控制科学的论断结果、左右科学家的嘴巴的程度，使得科学本身完全丧失了独立性，而对于一般人而言，基于科学的论断正是他们生活的指针和依靠，没有了可以信赖的科学结论，任何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情都会使人变得不知所措。那种感觉就像是面临一场灾难。

　　我们从SK-II化妆品有毒、苏丹红、奶粉碘超标、啤酒含有甲醛等诸多事件中就可以看到，商业行为以及一些泛政治化思维左右科学家独立解释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我们已经处于这种局面之中了。

　　借助于人们一百多年以来形成的对于科学的信赖，商业活动者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我们那些新产品的好处，同时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些东西绝对有损于我们的生命和健康，当然那些东西是属于别人生产的。因为商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以科学的名义诋毁他人商品的做法更加普遍起来。以至于我们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我们坐在餐桌跟前犹豫不决，不敢将任何一种东西直接送入口中；我们不敢随意使用化妆品，不敢随便穿衣，仿佛到处都存在着准备伤害我们的东西。

　　科学和科学态度

　　科学作为一种系统的解释事物本原的知识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就开始为人类服务，而它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发展。但是很多人只是看到了它的种类的增加以及成果的累加，而不知道这种专属于人类的精神活动本身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有一些必须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这就是人们常常提起的科学的精神。

　　梁启超先生早在1922年论述科学精神时就说，科学的目的是给人以最“真”的知识，这个“真”字，我们理解它的精妙之处在于不一定是最终的正确的、不可能动摇的真理，而是说科学研究者必须把他得到的真实的结论独立地、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科学研究本身是追求最终真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始终存在两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是批判旧有的错误的知识，一个是发现新的更接近真理的知识。在这两个方面，“真”的要求都是必须存在的。那些另有目的、失去了这个“真”字精神的人只会拿出一些伪科学的东西来骗人。

　　很多人还记得月历牌流行的年代。那种每天撕下一页，粗糙但是非常便宜的月历牌家家户户都有，那上面印有很多日常生活的常识。你会发现有时候会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你在三月五日那一页看到：大米中含有一种致癌物质，因此淘米的时候要认真，最好用手搓一搓。到了八月的某一天，你又会看到有一页上面这样写着：大米中含有一种可以防癌的物质，如果淘米时过分揉搓会使这种宝贵的物质流失，因此最好是只用水冲冲米中的杂质就好了。

　　这种情况我们都很容易理解，并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否则科学又怎么发展呢？我们当年使用月历牌一般只要一块钱，非常便宜，而上面印的科学常识都是免费送给人们的，我们相信这种出于善意的行为本身没有其他目的，它提供的确实是科学家们得出的真实结论。

　　现在，我们进入了商业时代，一些出于利益动机而利用了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的行为，已经大大伤害了我们对于科学的信任。所以对于梁启超先生所说的真知识也就更加怀念了。

　　梁启超先生把科学精神定义为“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当得给自己这个定义做出解释的时候，我们看到，独立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坚持实证主义的精神，坚持保卫科学结论的精神以及勇于进取的精神统统包含其中，即使在他的文字中你看不到这些现代人常用的字眼，但是你仍然可以理解到他的这些主旨。

　　如果科学的精神真正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的话，人们对于事物的态度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虽然你仍然不会是一位科学家，不会整日呆在试验室里，但你依然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批判精神的人同时也是一位积极向上的人。和另外一些人相比较的话，你就不再被说成是一个盲从的人，不是一个狡猾的骗子，也不是一个喜欢起哄闹事的人。

　　科学的敌人

　　很多看似是科学的死对头的东西其实正是科学的朋友，比如说科学研究的对象，那是一个个难以攻克的难题；比如说商业活动本身，正是它的发展才使得科学成果本身成为了商品，在如今的世界上它甚至成了最重要的商品。专利权保护似乎成了科学成果传播的敌人，其实道理不用多讲，只要看到商业社会繁荣以后科学得到的巨大发展，就知道它也是科学的朋友。

　　那么谁是科学的敌人呢？科学的敌人其实正是我们人性的诸多弱点。这些东西并不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增多或者减少，它们一直都存在，以后也将永远存在下去，人们要为克服这些东西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一个弱点便是我们因为思想的懒惰而产生的盲从性。当苏丹红被发现存在于肯德基的食品中的消息一传出，人们本能的反应便是拒绝再吃任何有可能含有苏丹红的食品，然后就惊恐于先前已经吃进肚子的食品是否已经将癌症的根苗种在了自己身上。于是因为恐惧而产生的非理性的叫骂声淹没了整个四周，生活的秩序因此被完全打乱。

　　这样的事件光是今年我们就经历了很多起。盲从和武断正是我们所显示出的最常见的弱点之一，而那些负有传播新闻和知识责任的媒体无疑应该为这种非理性泡沫的泛滥承担首要的责任。

　　科学的第二个敌人是虚伪的人性。这种虚伪的人性导致的结果就是科学本身被利用。这个案例并不需要明确地列举，很多商场上的竞争都导致这种结果。人们现在可能比较容易识别的骗术包括以科学的名义对人体实施的增高术，包治百病的特效药之类的吹捧，但是另外一种越来越猖獗的利用是诋毁另外一种产品。在奶粉碘超标事件以及啤酒含甲醛事件当中，一些刻意的炒作行为便是利用了科学本身的局限，利用管理当局在标准制定上的混乱。

　　科学的第三个敌人，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个弱点，即是我们信赖的科学家们所表现出来的软弱。软弱是我们的人性弱点之一，但表现在科学家们身上的时候是最不能容忍的，这使得他们个人丧失了独立性，同时也使得科学本身丧失了独立性。而独立精神正是科学的生命。

　　我们曾经听说，在去年的一次会议上，记者被要求不能把某地出现毒韭菜的消息泄露出去，因为那些施浇了有毒化肥的韭菜已经进入了一些重要的城市。而当一些记者试图调查这一事件的时候，那些掌握了科学试验结果的有知识的人统统三缄其口，正如我们在今年几次重大的涉及食品安全的事件中看不到科学家勇敢地站出来说话一样。

　　我们在其他的报道中可以听到来自科学界的解释，比如他们说对于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没有特别确定的答案，比如说他们可能受到压力，或者是因为厌恶那些喜欢炒作的记者总是断章取义，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意出来解释。总之，在最需要的时刻听不到他们负责任的声音，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

　　在中国，我们的绝大多数科研机构都还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是靠普通百姓的税收生存的，如果一些科学研究人员不具有高尚的道德感，那么从法律上说，我们仍然可以要求他们提供他们的结论。

　　梁启超先生在他那次著名的演讲中说：“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这是他在演讲的最后一段话，那种企盼科学精神在我们的国民中生成壮大的心情流于言表。我们一向相信，在最基本的人性里面，中国人和外国人并无区别，人性的弱点和优势都同样存在，如果我们在某一时候表现出的弱点比别人更多，而可贵的一面受到了某种压抑，那么，这其中的原因也并非不可查纠，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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