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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年来，我国发展的巨大成就让一些“关键词”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发展”、“合作”、“接轨”、“融合”……这些词汇标明了中国过去1/4世纪的发展，因而极少有人质疑其正确性。例如在外交领域，“合作”、“参与”、“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词汇不仅“时髦”，而且似乎“正确”。我们摆脱了过去相对孤立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制度中去。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这样的观念：从孤立到融入、从怀疑到参与，这种战略文化的转型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但最近笔者又听到有学者谈论“新闭关锁国论”。持此论者认为，大国总是倾向于孤立与单边主义，在多边机制中获益的是中小国家。相互依存必然带来相互限制，参与国际制度在取得利益的同时也必受其约束。因此，在中国国力已经开始崛起时，我们可以再次调整方向，以一种新的“孤立”姿态来获取行动自由。
初闻此论，多数人以“外行话”一笑了之。但是细细琢磨，又发现这种观点固然极端，但也能引人反思。
经济方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普遍潮流，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自我隔绝的情况下快速发展自己。但是，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建立或维持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是每一个大国的核心利益。这一点恐怕多数人是接受的：参与经济全球化只是手段，不是目标。经济全球化必须为我所用，最终的目标还是以我为主。
与此相类似，在外交上我们的目标是维护我们的利益与价值观，是否参与国际制度，同样也只是手段。在当前的条件下，不断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对中国创造和平和谐的外部环境有利。但其中也应该有一个“为我所用”与“以我为主”的问题。对此，国内相关讨论还不多见。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刚刚摆脱相对孤立状态不久，继续参与、继续融入的过程还任重道远。但我们不应成为“国际制度盲信者”，认为只要不懈地融入，不懈地接轨，就可以换来和平、和谐。
应该说，“新闭关锁国论”者与“国际制度盲信者”都没有解决好“自我”的问题。国际关系中的“自我”是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国际制度盲信者”陶醉于“融合”、“接轨”，忘记了这些只是一种姿态和手段，并不意味着失去自我。如果没有建国后30多年自力更生建立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不会如此成功。同样，如果没有那30多年中国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提升国力、确立新中国外交的“主体性”，恐怕今日中国外交的自信、开放也会缺了底气。“新闭关锁国论”者则过于执迷于自我，他们没有看到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成本递减、调整偏好与资源；国际制度降低国际互动的成本，参与其中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没有看到中国近1/4世纪的一条基本经验：在与世界相联系而不是相隔绝中发展自己；也没有看到即使在美国漫长的孤立主义时期，其国际贸易从未间断，美国也没有排除在1812年美英战争等特定时期与欧洲国家结盟。美国式的孤立主义更大程度上类似于我们常说的“韬光养晦”，而非“闭关锁国”。
一个正常的大国，其外交政策工具箱中理应拥有多种工具，既有孤立，又有融入；既有单边，又有多边。如同我们已经走出“GDP迷思”，开始倡导“科学发展观”一样，我们也应该走出“孤立的迷思”，“融入的迷思”，倡导一种外交领域的“正常参与观”。(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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