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指出：上海经济转型的时候到了

　　上海经济连续1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并且增速持续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但，这样的增长轨道，在今年上半年却发生了变化。

　　除了经济增速仅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增幅这一指标，出现了较明显的“双低”现象———较去年同期相比低，较全国水平相比低。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增长的趋势，是否会出现逆转？全市的国民经济，下半年走势可能会有怎样的变化？

　　人们关注。昨天，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聚焦热点，去探讨、去求解……

　　增速放缓———有规律性因素

　　对今年上海经济出现的“双低”现象，上海社科院经济景气研究预测中心主任刘誯松认为：这有其规律性因素的作用。上海速度的放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是人均GDP到达一定阶段、商务成本上升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一方面是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上海的后发优势，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政策上的，都基本利用完了；而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上海的先发优势效应，也越来越不明显了。

　　华东师范大学远东金融学院院长、终身教授潘英丽认为：经济增速的放慢，是传统增长方式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以往的中国经济增长，从需求角度主要靠投资拉动，从供给看主要靠要素投入拉动，这就导致经济难以可持续。因为一味投资既消耗当前的产品，又容易引起生产性过剩的危机；而越来越多的要素投入，会带来资源的压力，带来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滞涨。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振华研究员表示：上海经济的趋势，应该是“增长速度减缓，增长质量提高，增长结构改善”。有一个倾向很好，现在区县政府对GDP的增长兴趣似乎开始减少，这说明地方政府对GDP有了更加正确的认识，更讲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上海，更注重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不去单纯追求GDP。

　　他认为，全国的经济形势好像已不存在过热的问题，目前大部分指标都在正常区域，但也有一些指标处于“黄灯区”，关键就看这些指标能否稳住。他还特别提及区域经济格局的微妙变化。如长三角，今年引进外资下降比较快，这有能源瓶颈因素，也有土地制约因素。这可能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而上海身处长三角，可能也会受到较大影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说：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经历了5次经济周期。而这一轮经济周期是从1992年开始启动，这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由实物，如住房、汽车等拉动的经济周期。上海在这一波中可能是最先感觉到的。然而，住房又不单是实物，它还是金融产品，是资产，房价升得太快，大量投机、泡沫就会溢出，于是必然就会有宏观调控。带来的结果是，这轮周期还没走完就结束，许多改善性居住还没完成，持币待购者还有很多。

　　内部调节———抵御波动风险

　　下半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严峻考验，房价、金融证券价格、车价、油价等的波动，也会对上海经济产生冲击。如何去抵御外部压力，抵御经济增长的波动风险？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石良平教授观点明确：寻找内部结构调节机制。

　　他认为，上海可以在三方面着力。一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加快落实，突出国际化、科技化、生态化；譬如绿色的基础设施工程是最可持续的，做的越早，上海经济的抗波动能力就越强。二是利用第三产业引资的大幅上升势头，积极打造全球化的物流集散基地。洋山深水港的即将建成开港是个很好的契机，今后可能会在上海形成面向全世界的生产型服务业，如大型物流中心、大型科研基地、大型投资决策中心。三是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决不缩手，以此推动上海新一轮第三产业的发展。

　　增长方式———必须主动转型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是坏事，恰恰是极好的机会，因为“它可以逼着你去考虑后面该怎么做”，去主动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主任费方域教授说：上海完全可以找到新的路子，上海的竞争优势要建立在大城市本身的优势上，即人才、资金、物流等方面的集聚，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去挖掘、去深化优势。

　　周振华教授说，上海城市的功能已从集聚阶段走向集聚与辐射并存，而辐射依靠的就是服务。这一点已经显现，如楼宇经济、总部经济开始发展。当然，与大城市相伴随的是商务成本会抬高。对此，刘誯松博士指出，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能转到适应高商务成本的阶段上来，产品附加价值、人均劳动生产率等要素就不能和现阶段相匹配。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很多高薪岗位，吸引很多高级人才到上海来，上海就能真正建成国际大都市。未来5年是上海经济发展非常关键的5年，是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5年。

　　做好准备———承受转型代价

　　专家们提醒，转型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周振华教授举了发达国家的先例，纽约、伦敦当年从工业城市转向现代金融、经济城市，用了三四十年，在转型的过程中一些经济、社会指标是比较糟糕的，致使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几乎绝望，认为看不到前途。所以我们要做好承受转型代价的准备，不能太着急，要保持信心。

　　困难会表现在哪些方面？袁志刚教授说：上海在发展服务业方面困难很重，因为不是产业结构的自我自然升级，而是要从外国人手中“抢”过来。但上海也是有机遇的———全世界服务业的产业转移势头正在出现。先是软件外包，现在又出现了研发外包，后者要求一个城市具备知识、资金、信息、人才等许多要素，这正是上海的一大优势。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宪教授指出：发展制造业对拉动GDP立竿见影，发展服务业见效则比较慢，而且服务业产品有难以标准化、制度难以建立等难题，我们必须对此有充分认识。费方域教授说，上海经济结构转变要真正把“三二一”落到实处，且应以科技为基础，提高附加值。上海现在要发展新的东西，同时迅速淘汰旧的东西，现在旧的东西占有资源太多，要施加压力加速淘汰。潘英丽教授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两头在外”战略已不适合继续推行了。根据“微笑曲线”，加工制造业这块的利润是最低的，大约只占总利润的10%左右。

　　“突围”关键———要发展服务业

　　发展服务业是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不言而喻的选择。

　　对服务业深有研究的陈宪教授总结：今年以来上海服务业出现了6个变化。第一，上半年服务业增长9.6%。第二，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数量超过制造业利用外资，说明经济驱动发生变化，服务业迎来发展机遇。第三，上海经济亮点之一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很大一块可归入生产者服务业。第四，从服务业产业结构来看，出现了多个新亮点，如信息服务业、专业服务业、会展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等，服务业也开始形成特色产业、支柱产业。第五，服务业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产业聚集区、聚集带，一些市郊的经济开发区也开始向服务业转变。第六，服务贸易势头不错，上海的服务贸易占全国服务贸易的18.2%。

　　对于如何发展服务业，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建议。袁志刚教授说，上海在服务业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是推进制度改革，就是事业单位的改革。我们竞争性的制造业为什么有这么快的效率，企业制度的改革很重要。现在事业单位所提供的服务业占到50%以上，很多服务业上不来是因为没有供应。上海服务业的增加值、增速与北京相比落后了，应该更加敞开胸怀为全国服务。

　　费方域教授提出一个新鲜的口号：“大小并举”，以对应“抓大放小”。“抓大放小”是从所有制角度讲的，“大小并举”则是从企业结构讲的。“小”有两个概念，一是小型高科技企业；二是运用高科技的专业化的小企业，它自己不做研发而是用别人的东西。这两块恰恰是上海需要而又很缺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对小企业要特别重视。

　　还有，上海面临市场深化问题，科技市场不发达，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不明确。同时，市场有好坏之分，必须要有好的设计。再者，政府要转变职能，更好地提供法规、政策。特别是必须制定大量的微观政策，而不是统称“宏观政策”。同时，中介机构的独立程度反映了市场深化程度，也反映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程度。政府还要提供很好的规划和指南。

　　周振华教授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上海商务楼的供给不够充分，且以出租为主的方式没有与国际接轨。大型跨国服务机构需要整栋的或几层楼面的商务楼，金融、保险机构一般喜欢购房。如果我们不在软环境上下功夫，就难以形成高端服务业的集聚。

　　(集成：郭泉真)

　　本报记者 马海邻 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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