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访社会责任国际亚洲总监马英

　　□本报记者　余力

　　许多人认为，SA8000是西方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标准，这不是事实。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提出了现实要求，中国企业可以因为承担社会责任而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 ，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记者：国内有一种声音，认为CSR(企业社会责任)对于目前中国而言，是一种奢侈的、不合时宜的善意，SA8000更被指责为西方贸易壁垒的工具，作为SA8000体系的研究者和推动者，您如何评价这种看法？

　　马英：SA8000负担太重了，我们只是一种指标而已。现在在百度搜索SA8000，中文信息达到8万多条，中国可能是全世界讨论SA8000最多的地方。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CSR运动的起源。1980年代有关劳工权益的全球化讨论已经开始，国际劳工团体已经开始与跨国公司争论，要求他们为供应链的行为承担责任。

　　为了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1991年美国Levis公司就有了自己的行为准则，1994、1995年他们已经建立起社会责任审核体系，开始审核供应商。

　　有人认为CSR是很奢侈的善意，是企业应尽义务之外的东西，甚至是慈善事业。可是，谁能说不雇佣童工、支付合法的工资是奢侈的行为？

　　对于SA8000，我们在开篇就强调，“公司必须遵守国家以及其他适用法律……”国内劳动部门的人在与我们交流时说，仔细研究之后，认为SA8000的标准不高于劳动法，内容上并不超越，只是细节有微调。

　　比如，我们认为最低工资应该是指生活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这样才能保证劳工养家糊口的权利，否则遇到印尼那样1000%的通货膨胀率，再快的工资增长也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事实上，直到2001年，跨国公司对这一条还有抵触。

　　SA8000大多数的内容甚至是全部的内容只是最低要求，是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必备的东西，它与“以人为本”的国策暗合。

　　我工作的机构SAI(社会责任国际)在1969年成立，是一个以研究为主的非赢利机构。它的创始人是华尔街分析师，从事两年金融分析之后，她感到自己一直只与数字交流，而没有一套体系来评估公司与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也没有体系评估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她决定自己研究这些体系，于是辞职创建了SAI。

　　1997年我们提出了SA8000标准，这只是我们研究的成果之一，它的特征就在于它不属于NIKE、REBOK或任何一家企业，它是一套独立的生产行为准则，也是一套管理系统，所有公司，包括不准备申请认证的公司，都可以使用这套体系，用以提高劳动条件。

　　总部设在纽约，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多边的国际组织，董事会有来自欧洲、南美、亚洲的不同成员，他们包括跨国公司、研究机构和工会。

　　记者：SA8000的提出，也许与贸易保护主义无关，但不排除它被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这样的可能性存不存在？

　　马英：SAI的董事会成员中，有玩具反斗城、DOle、Otto-Versand、Gap等跨国公司，它们的总营业收入超过2000亿美元。跨国公司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不愿意在供应链增加任何成本，但他们最得罪不起的是自己的顾客，承担社会责任是他们万般无奈下的选择。他们的真实动机是风险控制。

　　许多人认为，SA8000是西方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标准，这不是事实。根据今年一季度的数据，目前获得认证最多的国家不是中国(94家)，而是意大利(192家)。意大利的地方政府专门推出奖励措施——通过SA8000认证的企业，政府招标时将优先考虑。亚洲国家中，越南在与美国的WTO协议中包含CSR条款，越南政府成立专门的CSR部门，在印度也已发出92张证书。但中国的民间是最积极的。

　　记者：民间的积极和舆论的争议，这是有趣的组合。

　　马英：中国的现实已经提出了要求，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大家都想谈这个话题。如果倒退15年、20年，在一穷二白时，这个话题确实有些奢侈。

　　15年来，一些地方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没有提高，工人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自然要走了，于是去年开始出现了民工荒。

　　今年中国纺织品遇到了美国和欧洲的设限，国内企业已经有了慌乱的感觉，可是到2008年1月1日(三年过渡期结束)，那时才是决定性的日子———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一定会重新洗牌。国内制造业的风险在增加，而社会责任将和产品质量、价格、供货期一样，成为跨国公司采购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这样的事例已经能在全球范围内看到。中国企业感受到了压力。

　　至于舆论的不理解，主要出于对成本的担忧。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成本。比如，要通过SA8000认证，需要支付两方面的费用，一是审核／认证费用，再者是改进的费用。认证费用与ISO9000相当，国内企业可能还可以接受，但改进的费用许多企业受不了，比如侪达制衣厂，他们在工人身上的支出增加了30%以上。

　　许多人认为追加的成本是很大的问题，但也许更恰当的问题是———这个成本要不要追加？民工荒已经在给出答案。即使为了将来在供应链中更有竞争力，中国的企业也可以选择更善待雇员的方式。

　　记者：一方面，有人认为你们推动SA8000是出于赢利动机，另一方面，我们了解，一些国内企业在被动地应付审核，甚至有欺骗的行为，使证书的公信力受损。你们持怎样的立场？

　　马英：SAI不直接从事认证，我们是非赢利组织。相较于证书的数目，我更关心有多少企业在做实质上的改进。我们更希望中国的企业借鉴我们的标准，改进生产条件，真正具有竞争力。

　　SA8000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奢求能在中国发证书发到30万张(现在中国已有30万张ISO9000证书)。我个人90%的兴趣在非认证方面———在中国出差10天，我9天在探索改进的途径，只有一天在做推广。

　　至于审核的控制，我认为，没有一个公司能监控所有审核，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审核是不能缺少的方式———首要的任务是把改进的过程启动了。至于能否超越审核、如何超越，需要各方一起寻找途径。

　　证书是外因的要求，社会责任真正得到体现，需要内因———企业自觉有改进的需求。对于所有在中国推进CSR的人员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对内因的推进。

　　记者：对您个人而言，SAI的工作是理想还是职业？

　　马英：我选择进入SAI工作，1990年代初发生在珠海的一个事件是诱因之一。当时一家韩资企业要求工人集体下跪，一位工人因不愿下跪被开除。当时我还在国内，下跪事件给了我很大的刺激。2002年我加入SAI，感觉离个人理想更接近了，但也更相信操作性的东西。于我而言，现在正在学习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掌握平衡。

　　记者：在中国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有怎样的感受？

　　马英：现实在进步。在美国，有人提出要抵制血汗工厂，抵制中国商品，我认为这不是办法。SAI不是抵制性机构，SA8000是自愿标准。我们相信持续改进的模式。

　　中国企业可以因承担社会责任而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星巴克有一个“公平贸易咖啡”安排———每周有一天卖“公平贸易咖啡”，比平日的价格要贵。现在每年公平贸易咖啡有4亿-5亿美元的市场。参与这个贸易的一个意大利人，准备扩展到服装，他希望“公平贸易衬衫”要由有SA8000证书的企业加工，现在他已主动向一家深圳的企业提出合作要求。

　　最初，我们把中国企业的反应用PRC形容。Passove—被动的、Resistant—抵触的、Confused—迷惑的：4年前，我在国内培训企业时，屋子里一半的人在睡觉；2-3年前，开始质疑：“这是不是采购商的游戏？社会责任部要我们做好事，采购部却在压榨我们！”

　　但从去年以来，开始有企业请教，如何表达对员工的尊重，这使我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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